把投资组合的「天书」解到只剩一个常微分方程
本文读的是 Liu (2007,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):当资产收益是「二次的」(quadratic)、投资者是 CRRA 偏好时,动态投资组合问题可以被显式求解到只剩一个常微分方程。这个看似技术性的结论,一口气把过去三十年散落在各处的特解装进同一个盒子,还顺手补上了利率为正 (CIR)、波动率随机 (Heston) 这两块以前解不动的拼图——并给出了三个相当反直觉的资产配置结论。
1 引言:一个被「解不出来」困住三十年的框架
先从一个让人有点尴尬的事实说起。
动态投资组合选择 (dynamic portfolio choice) 这门学问,地基是 Merton (1971) 打下的。他用随机控制 (stochastic control) 的语言,把「一个会变老、会消费、还要面对随时间变化的投资机会」的投资者,写成了一个干净的最优化问题。框架是漂亮的,思想是深刻的——可问题在于,它几乎解不出来。
为什么解不出来?因为 Merton 框架里,最优的投资组合权重,是一个非线性偏微分方程 (nonlinear partial differential equation, PDE) 的解。而一般的非线性 PDE 没有闭式解。于是一个尴尬的局面出现了:我们有了全世界最优雅的理论框架,却在大多数现实设定下,连「投资者到底该买多少股票」这个最朴素的问题都算不出一个公式来。
接下来的三十年,文献基本上是沿着两条路在突围。
第一条路是「近似」。 既然精确解没有,那就退而求其次。Kogan and Uppal (2000) 做渐近展开,Campbell and Viceira (2001)、Chacko and Viceira (2005) 用对数线性化 (log-linearization)。这些方法很有用,但本质上是在「逼近」那个解不出来的真值,精度和适用范围都要打折扣。
第二条路是「特解」。 在某些非常特殊的设定下,精确解是存在的:Kim and Omberg (1996)、Brennan (1998)、Brennan and Xia (2000, 2001)、Wachter (2003)、Sangvinatsos and Wachter (2005)。但你仔细看会发现,这些研究有一个共同的、藏在脚注里的妥协:它们都假设资产收益的波动率是常数,而短期利率和/或风险溢价服从 Ornstein–Uhlenbeck (OU) 过程。
OU 过程很好用,因为它是线性的、可以解。可它有一个致命的副作用:OU 过程允许变量取负值。也就是说,在这些模型里,短期利率可以是负的,风险溢价也可以是负的。这在数学上无所谓,但在经济上是个隐患——后面我们会看到,它甚至会污染人们对结论的解读。
于是,一个自然的问题是:有没有一类足够宽、宽到能装下利率为正、波动率随机这些现实特征,却又恰好窄到仍然可以被显式求解的资产收益模型?
这正是 Liu (2007) 的全部故事。他给这类模型起了个名字,叫二次收益 (quadratic returns);给驱动它的状态过程起名叫二次过程 (quadratic process)。而他证明:只要资产收益是二次的、投资者是 CRRA 偏好,那个困住大家三十年的非线性 PDE,就能被求解到只剩一个常微分方程 (ordinary differential equation, ODE)。
ODE 是什么概念?是你打开数值软件、敲几行代码就能跑出来的东西。换句话说,他把「天书」翻译成了「查找表」。
2 一张写在「随机环境」里的投资网
在进入数学之前,先把这篇论文的世界观讲清楚,因为它本身就很有启发性。
Liu 的洞察是:在动态投资组合的语境下,整个投资机会集 (investment opportunity set),其实只由资产收益动态的四个特征完全刻画——
- 短期利率 (short rate)
r; - 最大平方夏普比率 (maximal squared-Sharpe ratio) \((\mu-r)^\top(\sigma\sigma^\top)^{-1}(\mu-r)\);
- 对冲协方差向量 (hedging covariance vector)——即均值-方差有效组合与各「对冲组合」之间的协方差;
- 未跨越协方差矩阵 (unspanned covariance matrix)——即状态变量中那部分无法被资产协方差所复制的风险。
所谓「二次收益」,说白了就是:上面这四个特征,全都是某个二次过程的二次函数。
这个定义看起来抽象,但它的威力在于「包容性」。二次过程同时把仿射过程 (affine process) 和 OU 过程都纳为特例。而二次收益这一类,又自然涵盖了文献里最常见的几种设定:仿射期限结构模型里零息债的收益 [Duffie and Kan (1996)]、风险溢价服从 OU 过程的股票收益、以及 Heston (1993) 随机波动率模型里的股票收益。
这里有一个很「石川」的类比值得记住:为投资者求最优策略的 PDE,和给一张零息债定价的 PDE,长得几乎一模一样。 这不是巧合——正是这个结构上的同构,让 Liu 能把债券定价里成熟的解析工具,直接搬到投资组合问题上来。(关于「把利率曲线拆解成几个可解的成分」这种思路,可参见《把利率曲线拆成三个人:稳态、习惯、与期待》。)
3 核心模型:从 HJB 到一个指数-二次的猜测
这是一篇彻头彻尾的理论论文,它的全部价值都在推导里。所以这一节我们一步一步来,把「为什么能解」讲透。
3.1 设定
市场上有一只无风险资产 P_0 和 M 只风险资产。它们的价格满足:
$$\frac{dP_{0t}}{P_{0t}} = r(X_t)\,dt,\qquad \frac{dP_{it}}{P_{it}} = \mu_i(X_t)\,dt + \sigma_i(X_t)\,dB_t,\quad i=1,\dots,M.$$
这里 B 是 M 维标准布朗运动。关键在于 r、μ、σ 都不是常数,而是一个 N 维状态变量向量 X 的函数。状态变量自己也在随机地动:
$$dX_t = \mu^X dt + \sigma^X dB^X_t. \tag{1}$$
X 可以是 CIR 模型里的随机短期利率,可以是可预测性研究里的股息率,也可以是随机波动率模型里的波动率过程。dB^X 与 dB 之间的相关结构由矩阵 ρ 刻画——这一点至关重要,它是「对冲需求」存在的根源。
投资者要最大化的,是同时定义在中间消费和终端财富上的期望效用:
$$E_0\!\left[\int_0^T \lambda\, e^{-\beta t}\frac{C_t^{1-\gamma}}{1-\gamma}\,dt + (1-\lambda)\,e^{-\beta T}\frac{W_T^{1-\gamma}}{1-\gamma}\right], \tag{2}$$
其中 γ 是相对风险厌恶系数 (CRRA coefficient),β 是主观贴现率,λ 调节中间消费与遗赠的相对重要性。当 λ = 0 时,效用只取决于终端财富,问题退化为纯粹的资产配置问题。财富 W 的动态遵循自融资约束:
$$dW_t = W_t\big[\pi_t^\top(\mu - r) + r\big]dt - C_t\,dt + W_t\,\pi_t^\top \sigma\, dB_t.$$
3.2 HJB 与那个关键的猜测
按 Merton 的套路,令 J(t,W,X) 为间接效用函数 (indirect utility function),最优性原理给出 Hamilton–Jacobi–Bellman (HJB) 方程:
$$\max_{\pi,C}\Big\{ \tfrac{\partial J}{\partial t} + \tfrac12 W^2\pi^\top\sigma\sigma^\top\pi\, J_{WW} + W\big[\pi^\top(\mu-r)+r\big]J_W - C J_W$$ $$+\, W\pi^\top\sigma\rho^\top\sigma^{X\top}J_{WX} + \tfrac12\mathrm{Tr}\!\big(\sigma^X\sigma^{X\top}J_{XX^\top}\big) + \mu^{X\top}J_X + \lambda e^{-\beta t}\tfrac{C^{1-\gamma}}{1-\gamma}\Big\}=0. \tag{3}$$
直接解这个东西是没有希望的。Liu 的第一步,是沿用 CRRA 效用的经典技巧——猜一个形式:
$$J(t,W,X) = e^{-\beta t}\,\frac{W^{1-\gamma}}{1-\gamma}\,f(X,t)^\gamma. \tag{4}$$
为什么这个猜测合理?因为 CRRA 效用对财富是齐次的,间接效用必然把财富那部分 \(W^{1-\gamma}\) 单独拎出来;剩下所有跟「投资机会好不好」相关的信息,都被压缩进了那个标量函数 f(X,t) 里。f 就是投资者对状态变量 X 的全部「态度」。
把猜测代回 HJB,做一阶条件,最优消费和最优组合就掉了出来:
$$C^* = \lambda^{1/\gamma}\,W\,f^{-1}, \tag{5}$$
而投资组合权重 (6) 长这样——这是全文的心脏,我们用一张带标注的图把它拆开看:
第一项是教科书里那个熟悉的均值-方差组合,一个只有单期视野的投资者就会这么配。真正让动态问题区别于静态问题的,是第二项。∂ln f/∂X 度量了间接效用对投资机会的敏感度——当状态变量 X 变动会让未来投资环境变差时,投资者会主动持有那些与 X 高度相关的资产来「上保险」。这就是 Merton 跨期对冲需求的精确表达。(关于跨期对冲、尤其是「会怕波动率」这颗心,可参见《市场之外,长期投资者还在怕什么?——给 CAPM 装上第三颗「会怕波动」的心》。)
3.3 PDE 塌缩成 ODE:真正关键的一步
把 (4)(5)(6) 代回 (3),一切就归结为求解 f 所满足的 PDE。在完全市场下,非线性项会消失,问题进一步简化为求解一个关于 \(\hat f\) 的线性 PDE (8),其核心结构是:
$$\frac{\partial \hat f}{\partial t} + \tfrac12\mathrm{Tr}\!\big(\sigma^X\sigma^{X\top}\hat f_{XX^\top}\big) + \Big[\mu^X + \tfrac{1-\gamma}{\gamma}\sigma^X\rho\,\sigma^{-1}(\mu-r)\Big]^\top \hat f_X + (\cdots)\,\hat f = 0.$$
接下来是全文最漂亮、也最关键的一步。Liu 提出一个猜测:
$$\hat f(t,X) = \exp\!\Big(c(t) + d(t)^\top X + \tfrac12 X^\top \Phi^\top Q(t)\,\Phi X\Big). \tag{$\star$}$$
这是一个指数-二次 (exponential-quadratic) 的形式:指数里既有 X 的线性项,又有 X 的二次型。他随即证明:只要 PDE 的所有系数都是 ΦX 的二次函数、X 的线性函数(在若干参数约束下),那么 \((\star)\) 就恰好是这个 PDE 的解。
为什么?因为把 \((\star)\) 代进 PDE 后,左边每一项至多是 ΦX 的二次、X 的线性(乘以一个 \(\hat f\) 因子)。而方程要对所有 X 都成立,这就逼着这些项的系数必须逐一为零。于是——
- 二次项系数为零 ⟹ 一组关于矩阵函数
Q(t)的 ODE; - 一次项系数为零 ⟹ 一组关于向量函数
d(t)的 ODE; - 常数项系数为零 ⟹ 一个关于标量
c(t)的 ODE。
PDE 就这样被「降维」成了几个 ODE。这就是「显式解到一个 ODE」的全部含义。 它和仿射期限结构模型里 Riccati 方程那套机制,是同一种数学魔法。
3.4 钥匙:什么是二次过程
那么,到底什么样的状态过程能让上面这套机制成立?答案就是二次过程。Liu 要求状态向量 X 的漂移和扩散系数本身都是自己的二次函数:
$$\mu^X = k - KX + \tfrac12 X^\top\Phi^\top\!\cdot K_2\cdot \Phi X, \tag{9}$$
$$\sigma^X\sigma^{X\top} = h_0 + h_1\cdot X + X^\top\Phi^\top\!\cdot h_2\cdot \Phi X, \tag{10}$$
并施加参数约束:
$$K^\top\Phi^\top = \Phi^\top\hat K,\quad K_2\Phi^\top = 0,\quad h_1\Phi^\top = 0,\quad h_2\Phi^\top = 0. \tag{11}$$
这组约束 (11) 不是凭空来的,它有一个非常具体的作用:它保证 ΦX 是一个多元 OU 过程。 直觉上,Φ 像一个「过滤器」,它把状态向量 X 投影到一个表现得像 OU 过程的子空间上;而 X 本身可以同时携带仿射过程(保证利率、波动率为正)和 OU 过程(Constantinides 1992 的二次高斯结构)两种成分。
二次过程的两个特例,正好把整个文献串了起来:
- 当
Φ = 0(等价于K_2 = 0、h_2 = 0),二次项消失,二次过程退化为 Duffie and Kan (1996) 的仿射过程; - 当
Φ = I、h_2 = 0、K_2 = 0,二次过程退化为多元 OU 过程——也就是前面那一整代「特解文献」赖以为生的设定。
换句话说,过去三十年所有那些散落的精确解,全都是这个二次框架的特例。这就是 Liu 这篇论文的统一力量所在。
4 三个应用:把利率、波动率一次性请进来
光有抽象框架还不够。Liu 给出三个文献里没有过的具体应用,来证明这套机器真能转。
应用一:债券组合。 他先构造了「二次期限结构模型」(quadratic term structure models),它同时嵌套了 Constantinides (1992) 的二次高斯模型和 Duffie and Kan (1996) 的仿射模型。用这个无套利模型导出各期限零息债的收益,再求解组合问题。对 Cox–Ingersoll–Ross (CIR) 这个特例,零息债的组合权重甚至有完全闭式解。CIR 的好处是它保证短期利率严格为正——这正是 OU 类模型做不到的。
应用二:股票组合 + 随机波动率。 当股票收益的波动率服从 Heston (1993) 模型时,求解最优股票组合。这里有一个关键点:Heston 模型里的风险溢价是严格为正的。这个性质后面会用来「证清白」。
应用三:股票 + 债券,且利率随机、波动率也随机。 这是最完整的设定:股票同时承受 CIR 描述的利率风险和 Heston 描述的波动率风险。借助下面要讲的「分离定理」,债券和股票的组合权重可以分别用 CIR 和 Heston 两个子问题的解拼出来。
5 三个反直觉的结论
显式解最大的好处,是能让你看清那些被近似解模糊掉的细节。Liu 报告了三个动态组合权重区别于静态权重的性质,每一个都值得停下来想一想。
结论一:即使风险溢价严格为正,动态组合权重也可能为负。
这话听起来荒谬——风险溢价是正的,凭什么要做空?在 Kim and Omberg (1996)、Brennan and Xia (2001) 里,动态权重确实也能为负,但你无法判断那个负号到底是「动态对冲」造成的,还是仅仅因为他们模型里的风险溢价(OU 过程)本身可以取负值。这正是 OU 设定埋下的解读隐患。
而在应用二里,Heston 的风险溢价是严格为正的。所以一旦组合权重出现负号,就只能有一个解释:它纯粹来自动态对冲需求。这是第一次,有人能干净利落地把「负权重」归因到动态本身,而不是归因到一个会取负值的风险溢价。这就是显式解、加上一个「风险溢价永远为正」的模型,所带来的识别上的清白。
结论二:即使风险溢价严格为正,动态组合权重也未必随风险厌恶递减。
静态直觉告诉我们:越怕风险,就该越少买股票。Kogan and Uppal (2000) 独立地指出过动态权重可能随风险厌恶上升,但 Liu 的例子更尖锐——因为他的风险溢价是严格为正的,排除了「负溢价捣乱」的可能。这意味着「越怕越少买」这条朴素规律,在动态世界里会失效。
结论三:债券与股票的组合权重之比,随风险厌恶上升而上升。
这个结论的分量在于它解决了一个著名的实证之谜。
6 分离定理与 Canner–Mankiw–Weil 之谜
Canner, Mankiw, and Weil (1997) 提出过一个「资产配置之谜」(asset allocation puzzle):理财顾问普遍建议,越保守的投资者,债券相对股票的配置比例应该越高。但标准的静态均值-方差理论说,所有投资者持有的风险资产组合内部比例应该相同(两基金分离),与风险厌恶无关。理论和实务对不上。
Liu 的贡献是用一个内生于动态对冲需求的机制给出了解释。他先证明了一个分离定理 (separation result):当「驱动利率的状态变量」与「只驱动股票收益的状态变量」相互独立时,债券-股票联合组合问题,可以分解成一个纯债券问题加一个纯股票问题。这让复杂应用三变得可解。
而在他的设定里,状态变量服从平方根过程 (square-root process, 即 CIR 那一类),而非前人用的 OU 过程。在这套机制下,债券对股票的权重之比天然地随风险厌恶递增——于是 Canner–Mankiw–Weil 之谜被化解了。
值得强调的是,Brennan and Xia (2000)、Campbell and Viceira (2001)、Wachter (2003) 也都在动态框架里化解过这个谜,但他们用的是 OU 过程。Liu 的不同在于:他用的是保证利率为正的平方根过程,并且把结论建立在显式解之上,而不是近似。
7 文献脉络
把这条线索捋一捋,故事其实很清晰。
源头是 Merton (1969, 1971)——他给出了连续时间动态投资组合的完整框架,也给出了「短视需求 + 跨期对冲需求」这个永恒的分解,但留下了「非线性 PDE 解不出来」的难题。
两条技术支流随后汇入。一条来自期限结构:Constantinides (1992) 证明短期利率若是 OU 过程的二次函数,债券收益率就是 OU 过程的二次函数;Duffie and Kan (1996) 系统化了仿射期限结构。另一条来自衍生品:Heston (1993) 给出了随机波动率的闭式解。这两条支流提供的,正是「指数-仿射 / 指数-二次」这种可解结构。
投资组合这一支则在 Merton 之后分成「近似派」(Kogan and Uppal 2000;Campbell and Viceira 2001)与「特解派」(Kim and Omberg 1996;Wachter 2003;Sangvinatsos and Wachter 2005)。Schroder and Skiadas (1999) 在随机微分效用下给出了仿射收益、完全市场情形的一般刻画。而 Canner, Mankiw, and Weil (1997) 抛出的那个资产配置之谜,则成了检验这些模型的试金石。
Liu (2007) 所处的位置,是把期限结构那一支成熟的「指数-二次」解析工具,搬进投资组合这一支,用「二次过程 / 二次收益」这把钥匙,同时统一了特解派(作为特例)、补上了利率为正与波动率随机(前人解不动),并把不完全市场、终端财富情形也一并纳入。它是这条脉络上一次罕见的「收口」之作。
8 评论与延伸(Q&A + 研究方向)
(a) 几个可能的疑问
Q:「二次过程」和「仿射过程」到底差在哪?为什么要多此一举造一个新类?
仿射过程要求漂移和扩散是状态变量的线性函数;二次过程允许它们是二次函数(受约束 (11) 制约)。代价几乎为零——二次过程保持了和仿射过程一样的解析可解性(都归结为 ODE)——但换来的灵活性是实打实的:它能同时容纳 Constantinides (1992) 的二次高斯结构和 CIR 的平方根结构。仿射只是它
Φ=0的特例。
Q:所谓「解到一个 ODE」,是不是只是把难题换了个地方?ODE 真的更容易吗?
是真的更容易。非线性 PDE 一般没有闭式解,数值求解也昂贵且不稳定;而(常)ODE 是初值/终值问题,用 Runge–Kutta 几行代码就能高精度求解。Riccati 型 ODE 在很多情形下甚至有解析解(如 CIR 的债券权重)。从 PDE 到 ODE,是从「基本无望」到「例行公事」的跨越。
Q:完全市场和不完全市场,处理上有什么本质区别?
关键在那个非线性项。当市场完全(状态变量风险能被资产完全复制)时,PDE 里的非线性项消失,
f与 \(\hat f\) 之间有简单关系,问题最干净。当市场不完全(如随机波动率却没有相应衍生品可交易,或可预测因子无法复制)时,非线性项保留。Liu 的处理是:在有中间消费 (λ>0) 时假设市场完全;在不完全市场下则只考虑终端财富效用 (λ=0)。这是一个诚实的边界,而非含糊带过。
Q:负的组合权重那个结论,凭什么比前人更可信?
因为「证清白」用的是模型结构本身。前人模型的风险溢价(OU)可以为负,所以负权重有两个嫌疑来源,无法区分。Liu 在应用二里用 Heston,风险溢价严格为正,把第二个嫌疑从源头排除了——剩下的负号只能归于动态对冲。这是用模型设定做的一次干净识别,逻辑上无懈可击。
Q:这套框架能直接拿去做实证/校准吗?
能做校准(calibration)——三个应用本身就是参数化的、可数值求解的模型,给定参数就能算出权重路径。但它不是一个「拿数据估计、做假设检验」意义上的实证论文。它的价值是规范性 (normative) 与方法论的:告诉你在给定的随机环境下,最优策略应该长什么样,以及为什么。
Q:CRRA 这个偏好假设有多关键?换成别的会塌吗?
相当关键。整个 (4) 的猜测,依赖 CRRA 对财富的齐次性,才能把 \(W^{1-\gamma}\) 分离出来。Schroder and Skiadas (1999) 把它推广到随机微分效用(递归效用,含 CRRA 为特例),代价是更复杂的刻画。脱离这一类「可分离」的偏好,指数-二次的猜测就不再成立,机器会卡住。
(b) 几个可能的研究问题与提案
1. 把二次框架搬到公司债的最优持有上。
【经济故事】现有应用聚焦无违约的利率债与股票。但公司债收益同时受利率风险、违约强度 (default intensity) 和流动性风险驱动——而仿射违约强度模型恰恰是二次过程的近亲。一个投资者面对「利率 + 违约 + 流动性」三维状态时的最优信用债配置,理论上可能仍落在「解到 ODE」的范围内。
【可行性】中。理论延拓是 doable 的(违约强度若设为平方根过程,结构与 CIR 高度同构);难点在流动性风险通常不可交易,会把问题推入不完全市场,需要在 λ=0 的终端财富情形下处理。数据上可用 TRACE 校准利差成分。
2. 跨境投资者的「货币 + 利率」二维对冲需求。
【经济故事】外资持有人买美债,既承担美国利率风险,又承担汇率风险,而汇率与利率高度相关(ρ 非零)。Liu 的对冲项 \(\rho^\top\sigma^{X\top}\partial\ln f/\partial X\) 恰好是刻画「为对冲汇率-利率联动而额外持有的头寸」的天然语言。
【可行性】中。需要一个二次/仿射的联合汇率-利率模型(文献中有现成的 multi-currency affine 模型可借),识别策略是校准而非因果推断。能产出「外资在不同风险厌恶下该如何对冲」的规范性结论,与「外资是不是稳定持有人」的实证议题形成互补。
3. 不完全市场下负对冲需求的实证印记。 【经济故事】结论一说「正溢价也能有负权重」。如果真有投资者按动态对冲在配置,那么在波动率冲击大的时期,我们应能在机构持仓数据里观察到「明明溢价为正却减仓」的截面模式。 【可行性】中偏低。需要高频持仓 + 波动率状态变量,且要把动态对冲与去杠杆、风控限额等替代解释分开——识别难度不小,但若能做出来会很有说服力(关于持仓与组合选择的实证,可参照《把收入风险的「丑陋一面」还给模型——风险厌恶其实没那么高》 的思路)。
4. 把生命周期与二次环境拼起来。
【经济故事】Liu 的投资者有固定期限 T 但没有劳动收入与年龄结构。把不可交易的劳动收入(也设成二次/仿射过程)加进来,能同时解释「年轻人为什么不敢买股票」与「利率/波动率随机如何改变这一结论」。
【可行性】中。不可交易收入会带来市场不完全,需限定在 λ=0 或近似处理;但生命周期 + OU 收入的解析框架已有先例(见《年轻人为什么不敢买股票?——把「习惯」请进生命周期的投资账本》),二次扩展是自然的一步。
最后说说我作为评述者的判断。
贡献是清楚而扎实的:这不是又一个「解决某个特例」的论文,而是一篇做减法的论文——它找到了「可解性」的真正边界(二次结构),并证明此前三十年的精确解全是这条边界内的点。它补上的两块拼图(利率为正的平方根过程、随机波动率)尤其重要,因为它们是 OU 类模型在经济上最尴尬的两处短板。对 Canner–Mankiw–Weil 之谜的化解,则是「显式解能照亮什么」的一个漂亮示范。
我的保留有二。其一是完全市场假设的代价:一旦要有中间消费,框架就退回完全市场,而现实中随机波动率、不可交易收入恰恰制造不完全市场——论文对此是诚实的,但这意味着「最完整」的应用三在带消费时的适用性是受限的。其二是这终究是一篇规范性、无数据的论文:它告诉你最优策略长什么样,却不告诉你真实投资者是否如此行事。两个反直觉结论(正溢价负权重、权重随风险厌恶上升)极具启发性,但它们目前还是「模型的预言」,等待实证去检验。
后续我最想看到的,是有人把这套二次机器拉到信用市场和跨境持有人的语境里去——既因为那里的状态变量(违约强度、汇率)天然带着仿射/平方根结构,框架几乎是现成的;也因为那里恰好有 TRACE、持仓明细这类能让规范性结论接受现实拷问的数据。理论的边界已经画好,下一步是看它在数据里站不站得住。
参考文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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