停牌,原来是交易所给「监工」按下的暂停键
本文读的是 Edelen & Gervais (2003,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):当一群专家做市商(specialist)凑成一家交易所,每个人都有动机「宰客」来占便宜,而损失却由整个交易所的声誉来分摊。交易所于是要监督、要罚款——可监督永远不完美。当交易所对某只股票「看不清」到一定程度时,罚款不再能纠偏,反而变成纯粹的死重损失(deadweight loss)。这时候,停牌(trading halt)就成了交易所(或专家本人)按下的那个暂停键。作者用 NYSE 的停牌样本验证了一个新颖的预测:停牌之前,交易所与专家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会陡然上升。
1 一个被忽略的常识:做市商不是各干各的
我们读了太多市场微观结构的模型,里面的做市商往往是一座孤岛:他面对自己那只股票的订单流,报一个价差,赚一份钱,盈亏自负,和隔壁那只股票的做市商井水不犯河水。
但真实的交易所不是这样运转的。
纽约证券交易所(New York Stock Exchange, NYSE)上,几百个专家做市商挂在同一块招牌底下。一个普通投资者并不会去逐只股票地评估「这只股票的专家靠不靠谱」,他评估的是整个 NYSE 的成交质量。Fischel 和 Grossman (1984) 早就说过这层意思,本文几乎是把那句话直接抄进了模型设定里:
交易所上若存在欺诈,会让所有会员都失去客户;客户会转去那些「防欺诈」声誉更好的交易所。
换句话说,声誉是被一池子专家共享的「公共品」。任何一个专家在自己那只股票上「宰」了客户一刀——比如在执行你的订单之前,先把价格短暂地、人为地往不利方向拖一下(a temporary price fade)——受伤的不只是他自己,而是整个交易所的招牌。
于是一个再自然不过的张力浮出水面:个体专家的私利,和交易所的整体利益,并不一致。这正是一个典型的委托—代理(principal-agent)问题。交易所是委托人,每个专家是代理人。代理人有动机去「污染」那个公共品,而把成本外溢给所有人。
文章想问的是:交易所手里到底有什么工具去管住这群代理人?而那个看似突兀的、谁都见过的制度安排——停牌——在这套治理逻辑里,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?
2 模型:为什么「合作」注定崩溃
我们先把这套激励讲透,因为这是全文的地基。
考虑一家交易所,上面有 N 只股票,每只由一个专家 i 做市。所有专家风险中性,只追求自己做市业务的期望利润。在某一期,专家 i 只能二选一:报一个保守(conservative)的价格表,记作 \(\tilde{\Theta}_i = G\)(good,对交易所是好的);或者报一个激进(aggressive)的价格表,记作 \(\tilde{\Theta}_i = B\)(bad)。
- 保守价格表:专家自己期望赚
a > 0,不伤害任何人。 - 激进价格表:专家自己期望赚
2a,但这种「宰客」会给整个交易所带来一个负外部性c,由N个专家平摊,每人分担c/N。
作者施加了一个关键的参数约束(论文的式 (1)):
$$\frac{c}{N} < a < 2a < c$$
这个不等式是整篇文章的命门,值得逐段拆开看:
c/N < a:单个专家自己分担的那份外部性,小于他保守经营的利润——所以从单人视角看,宰一刀「划算」。2a < c:但激进带来的全部私人收益2a,又小于它给交易所造成的总损失c——所以从整体视角看,宰客是社会性的亏本买卖。
这就是公地悲剧的标准结构:对个人有利,对集体有害。
现在把专家 i 的利润写清楚。它等于他自己的直接做市利润 \(\tilde{\Phi}_i\),减去其他专家 j 强加给他的外部性 \(\tilde{\Gamma}_{ij}\):
$$\tilde{\Pi}_i = \tilde{\Phi}_i - \sum_{\substack{j=1 \\ j \neq i}}^{N} \tilde{\Gamma}_{ij}$$
四个条件期望把设定翻译成了数字:
$$E\!\left[\tilde{\Phi}_i \mid \tilde{\Theta}_i = G\right] = a, \qquad E\!\left[\tilde{\Phi}_i \mid \tilde{\Theta}_i = B\right] = 2a - \frac{c}{N}$$ $$E\!\left[\tilde{\Gamma}_{ij} \mid \tilde{\Theta}_j = G\right] = 0, \qquad E\!\left[\tilde{\Gamma}_{ij} \mid \tilde{\Theta}_j = B\right] = \frac{c}{N}$$
接着,一个自然的问题是:专家 i 该怎么选?关键在于,别人怎么报价,他管不着——\(\tilde{\Gamma}_{ij}\) 是别人砸给他的,与他自己的选择无关。所以他只需比较自己激进 vs 保守的直接利润差。这一步是全文最核心的算术,我把它单独拎出来标注:
不等式右边 a − c/N > 0 直接来自约束 (1)。它讲的道理一句话就够:专家只承担了自己制造的外部性的 1/N,剩下的 (N−1)/N 全甩给了同行。N 越大,这种「搭便车」的诱惑越大。
于是结局注定:每个人都选激进。代入均衡,每个专家的期望利润是论文的式 (2):
$$E\!\left[\tilde{\Pi}_i\right] = 2a - \frac{c}{N} - (N-1)\frac{c}{N} = 2a - c$$
可如果大家都保守呢?那就没有任何外部性,人人拿 a,而由约束 2a < c 可知 a > 2a − c。
所有人都更想要那个 a 的世界,却谁也走不到那里。 这就是公共品的经典困局——没有协调机制,每个专家都忍不住去搭别人善意的便车。问题摆明了:交易所必须设计一套机制,来缓解这个搭便车问题。
3 监督,以及它的「不完美」
最直接的机制是监督加罚款。如果交易所能完美看到每个专家报的是什么价格表,那只要对激进行为开出足够大的罚单,第一优势(first-best)的全员保守就能实现。
但完美监督是天方夜谭。专家坐在每一笔交易的中枢,对自己那只股票的订单流、交易人群、市场状况了如指掌;交易所想复制这套信息集,几乎不可能。现实里,交易所只能靠统计、靠调查去评估专家——它掌握的信息,永远是专家信息的一个真子集。
作者用一个漂亮的简约(reduced-form)设定来刻画这种「看不清」。每期末交易所收到一个关于 \(\tilde{\Theta}_i\) 的信号 \(\tilde{\sigma}_i\),它的精度 \(\tilde{p}_i \in (0, \tfrac{1}{2})\) 每期独立重抽,且服从 \((0, \tfrac{1}{2})\) 上的均匀分布(论文的式 (3)、(4)):
$$\tilde{\sigma}_i \mid \{\tilde{\Theta}_i = B\} = \begin{cases} B, & \Pr = \tfrac{1}{2} + \tilde{p}_i \\[4pt] G, & \Pr = \tfrac{1}{2} - \tilde{p}_i \end{cases}$$
$$\tilde{\sigma}_i \mid \{\tilde{\Theta}_i = G\} = \begin{cases} G, & \Pr = \tfrac{1}{2} + \tilde{p}_i \\[4pt] B, & \Pr = \tfrac{1}{2} - \tilde{p}_i \end{cases}$$
读懂这两行就读懂了一半文章:当 \(\tilde{p}_i = \tfrac{1}{2}\),信号百分百准确,交易所明察秋毫;当 \(\tilde{p}_i = 0\),信号纯属抛硬币,交易所对错各半,等于全瞎。\(\tilde{p}_i\) 就是交易所与专家之间信息不对称的(反向)度量——注意,这里说的不是关于股票价值的信息不对称,而是关于「专家到底报了哪种价格表」的信息不对称。这个区分,是全文最容易被误读、也最重要的一处。
监督机制怎么运作?交易所一旦观察到 \(\tilde{\sigma}_i = B\),就罚专家一笔罚款 ψ。由信号结构可知,专家激进时挨罚的概率更高:
$$E\!\left[\tilde{\Psi}_i \mid \tilde{\Theta}_i = B, \tilde{p}_i\right] = \psi\!\left(\tfrac{1}{2} + \tilde{p}_i\right) \;\geq\; \psi\!\left(\tfrac{1}{2} - \tilde{p}_i\right) = E\!\left[\tilde{\Psi}_i \mid \tilde{\Theta}_i = G, \tilde{p}_i\right]$$
激进相对保守,期望多挨的罚是 \(2\psi\tilde{p}_i\)。于是专家被吓住、乖乖保守,当且仅当这份额外惩罚盖得住宰客的私人收益 a − c/N:
$$2\psi\tilde{p}_i \;\geq\; a - \frac{c}{N}$$
到这里,真正关键的一步出现了。注意威慑力 \(2\psi\tilde{p}_i\) 是随精度 \(\tilde{p}_i\) 走的。当交易所对某只股票「看得清」(\(\tilde{p}_i\) 高),罚款有效,专家不敢造次;可当 \(\tilde{p}_i\) 低到一定程度,无论罚款 ψ 定得多高,威慑都顶不住宰客的诱惑——专家照样激进。更糟的是,此时罚款还有个副作用:作者假设上缴的罚金对交易所和专家双方都是死重损失(deadweight loss,因为监督本身要烧钱、罚金无法再分配)。换言之,在 \(\tilde{p}_i\) 极低的「看不清」区间里,罚款既挡不住宰客、又白白烧掉社会福利,变成了一个纯粹的无谓损失。
这正是停牌登场的舞台。
4 反转:停牌是用来「止损」无效监督的
普通的直觉里,停牌是为了「冷静一下」「让信息扩散」「拉平交易者之间的不对称」——作者把这一大类观点统称为公平竞技场假说(level playing-field hypothesis),它关心的是交易者彼此之间的信息差。
本文的反转在于:它讲的根本不是那回事。
本文里,停牌只跟交易所与专家之间那道信息不对称(也就是 \(\tilde{p}_i\))有关。当交易所预见到某只股票即将进入一个 \(\tilde{p}_i\) 极低的「无解时段」——监督既无效、罚款又是死重损失——它最优的选择不是硬罚,而是直接把交易暂停,把那个谁都不会赢的局面(no-win scenario)从棋盘上抹掉。
这一个机制,恰好能同时解释现实中两类停牌:
- 交易所发起的停牌:当交易所预判某个即将到来的事件或公告会让它「看不清」这只股票时(比如重大消息前夕),它提前停牌,保护全体专家的共同利益,免得某个专家趁乱报出伤害性的激进价格表。
- 专家主动申请的停牌:当监督很可能误伤——也就是专家明明报了高效(保守)的价格表,却仍大概率被罚——他有动机主动「拔插头」,申请停牌,避免无端受罚。(在 NYSE 规则下,只有场内官员能 call 一次停牌,专家只能 solicit,所以作者用「申请」而非「发起」。)
这就解出了一个旧的经验事实:停牌有时由交易所触发、有时由专家请求。Bhattacharya 和 Spiegel (1998) 等人早就记录过这种「双向触发」,但此前的理论文献一直没能给它一个统一的解释。本文的监督模型一口气把两类停牌装进了同一个框架。
于是模型吐出了两个核心的经验预测:
- 停牌应当既有交易所发起、也有专家申请两种来源。
- 停牌之前,应当伴随交易所与专家之间信息不对称的显著上升——再强调一次,是关于「报价是否高效」的不对称,不是关于股票价值的不对称。这是一个全新的、此前文献没人提过的预测。
第二点听起来很美,可它有个致命的实操难题:\(\tilde{p}_i\) 是个谁也看不见的隐变量。你要怎么去测一个连市场参与者自己都说不清的「监督精度」?
5 识别策略:用「估不准的价格冲击」给监督精度做代理
这是全文最见功力的一步。
研究者当然不知道 NYSE 内部到底跑了什么统计程序去评估专家(连专家自己可能都不知道)。但作者给了一个巧妙的桥:交易所的监督,本质上是在用成交、报价、订单流数据,统计地估出一只股票「应有的」价格冲击,再看实际报价偏没偏离这个规范。那么——研究者用同一批数据、做一个简单的价格冲击(price impact)估计,它的统计精度,就能给交易所那套看不见的监督精度当代理变量。
逻辑闭环在于:只要交易所「看不清」的时段,恰好也是我们这把简单尺子「估不准」的时段(两者吃的是同一批数据,这个条件大体成立),那么——
价格冲击估计的统计精度,就是 \(\tilde{p}_i\) 的可观测代理。
(关于「价格冲击/流动性」如何用成交数据来度量,这条思路和 Amihud 的非流动性指标一脉相承,可参见《想买走一家公司千分之一的股票,得把价格推高百分之一》。)
数据上,作者用 NYSE 的停牌记录,配合 TAQ(Trade and Quote) 高频数据,围绕每一次停牌的事件窗口去估价格冲击,再看它的统计精度在停牌前后怎么变。
核心发现干脆利落:价格冲击估计的统计精度,在 NYSE 停牌前后急剧下降,而且这种下降不能被波动率、成交量、或价格冲击本身的水平所完全解释。也就是说,「监督的不确定性」在停牌前的陡升,是一个独立于波动、独立于流动性水平的现象——这正是模型预测的、那个看不见的 \(\tilde{p}_i\) 在塌陷。
6 它和「公平竞技场」那派的正面交锋
值得专门一说的,是本文怎么回应 Lee, Ready and Seguin (1994)(下称 LRS)这篇绕不开的对手。
LRS 的做法是:拿停牌的股票,去和「特征相似、情形相似、但没停牌」的股票比波动率。他们发现,没停牌的股票事后波动率反而更低。如果波动率代理了交易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,这个证据其实是不利于公平竞技场假说的——它暗示停牌可能有「反效果」(perverse effects),呼应了 Grossman (1990) 和 Subrahmanyam (1994) 的担忧。
本文的态度很微妙:它既不预测、也不否定传统的公平竞技场假说——两者讲的是不同维度的不对称。但本文指出,监督不确定性(\(\tilde{p}_i\))很可能和那些波动率、流动性变量相关,所以必须把它们一并塞进回归里厘清。结果是:本文确认了 LRS 的发现——停牌前后波动率确实异常高、流动性确实异常低;但停牌前那份异常的监督不确定性,无法归因于过度波动。
这就反过来质疑了 LRS 的「对照样本」:作者认为,LRS 用相似特征构造出来的非停牌股票,并没有真正复制出停牌时的市场条件。两只股票之所以一个停了、一个没停,恰恰是因为其中一只,交易所的「监督能力」出现了更大的塌陷——而这一维度,是 LRS 的匹配没能捕捉到的。
这里有一个微妙的内生性反转:传统视角把波动率当成停牌的「因」,本文则提示,波动率和停牌可能都是同一个隐变量(监督精度塌陷)的「果」。用相似波动率去匹配,等于在对一个中介变量做控制,反而洗掉了真正决定停牌的那条暗线。
7 文献脉络
把这条线索捋一捋,会发现本文站在两股力量的交汇处。
第一股,是关于交易所自律监管(self-regulation)的世纪辩论。 一派以 Fischel and Grossman (1984)、Kyle (1988)、Mahoney (1997) 为代表,认为交易所有正确的经济激励去自我监管——声誉效应和交易所之间的竞争,会逼着它制定有利于投资者的规则,外部(政府)监管反而添乱。另一派以 Pirrong (1995) 为代表,认为自律不可能高效,主张外部监管。本文的立场最接近 Kyle (1988)——他主张把停牌用作交易所自律的工具——但本文给停牌找的理由,和 Kyle 当年的讨论截然不同:Kyle 讲的是别的机制,本文讲的是「监督失灵时的止损」。本文也和 DeMarzo, Fishman and Hagerty (2000) 关于自律组织如何监督会员的研究相关,但「停牌能增强监督」这个本文的主战场,那几位作者并未触及。
第二股,是关于停牌「成因 vs 后果」的实证传统。 大量早期工作——Hopewell and Schwartz (1978)、Kryzanowski (1979)、King, Pownall and Waymire (1992)、Wu (1998)——研究的都是停牌前后的价格发现(后果)。本文偏偏反其道,专注于停牌的触发因素(causes)。在这个意义上,它最近的同路人是 Lee, Ready and Seguin (1994) 和 Bhattacharya and Spiegel (1998),但它给出的,是一个相关却不同的「停牌扳机」。再往后,Corwin and Lipson (2000) 细看了停牌前后的订单流与流动性,和本文的事件窗口分析互为补充。
放在这条脉络里看,本文的位置很清晰:它把「公共品 / 团队激励」那套经济学(Pigou 1932、Buchanan 1969、Baumol 1972 的外部性税收,Groves 1973、Holmstrom 1982、Kandel and Lazear 1992 的团队激励),第一次系统地搬进了专家市场的治理问题,并由此长出一个对停牌的全新解释——而且它独有的转折是:允许「监工」或「被监工」任何一方在机制失灵时「拔插头」。
8 评论与延伸(Q&A + 研究方向)
(a) 几个可能的疑问
Q:这模型里的信息不对称,和我们常说的「内幕信息」是一回事吗?
不是,这是全文最容易被误读的地方。常规微观结构里的信息不对称,是交易者之间关于股票价值的差异(谁知道好消息)。本文的 \(\tilde{p}_i\) 是交易所与专家之间关于专家报价是否高效的差异。前者关心「这股票值多少」,后者关心「这专家有没有偷懒宰客」。作者反复强调,股票价值的不对称在他们的理论里不起任何作用。
Q:约束 c/N < a < 2a < c 是不是太凑巧了?换个参数结论就垮了吧?
这个约束确实是结论的命门,但它每一段都有经济含义,并不任意:
c/N < a保证单人有宰客动机,2a < c保证宰客是集体亏本。只要落在这个区间,公地悲剧就成立。真正的脆弱性不在参数本身,而在「二选一」的简化——作者也承认,把价格表的行动空间从两种扩到连续,经济力量大体不变,但严格性会打折。
Q:把「价格冲击估计的统计精度」当成监督精度的代理,可信吗?
这是全文识别的阿喀琉斯之踵。代理成立的前提是「交易所看不清的时段,恰好是简单统计也估不准的时段」。作者的辩护是两者吃同一批数据,所以大体同步。但这毕竟是一个未经直接验证的假设——我们永远无法观测 NYSE 真实的监督算法,因此「精度塌陷 = 监督塌陷」始终停在「合理但未证」的层面。
Q:既然停牌前波动率也高、流动性也低,凭什么说监督不确定性是独立的那一维?
靠的是回归里的「增量解释力」。作者把波动率、成交量、价格冲击水平都放进控制变量后,价格冲击估计精度的下降依然显著。也就是说,这份精度塌陷不是波动率的影子。当然,这只是「无法被这几个变量解释」,不等于「无法被任何遗漏变量解释」。
Q:本文和 Lee, Ready, Seguin (1994) 到底谁对?
与其说谁对,不如说在测不同的东西。本文确认了 LRS 的波动率事实,但质疑其对照样本——因为相似波动率的非停牌股票,未必有相似的「监督塌陷」。两者可以共存:停牌或许既有公平竞技场的考量,也有本文说的监督止损动机。本文的贡献是揭示了后者这条此前没人量过的暗线。
Q:为什么交易所不干脆把罚款 ψ 定到无穷大,一劳永逸吓住所有人?
因为威慑力是 \(2\psi\tilde{p}_i\),它被精度 \(\tilde{p}_i\) 卡着。当 \(\tilde{p}_i \to 0\),再大的
ψ乘上去也趋于零威慑,却照样可能误罚高效报价的专家,而罚金是双向死重损失。无限罚款在「看得清」时多余、在「看不清」时无效且有害——停牌正是为了绕开这个死角。
(b) 几个可能的研究问题与提案
1. 把这套「监督止损」逻辑搬到公司债市场的交易暂停 / 报价中断。 - 【经济故事】公司债是 OTC 交易商市场,交易商同样共享一个「场外成交质量」的声誉池,且债券的信息不对称(尤其在评级事件、财报前夕)远比股票剧烈。当交易商对某只债券「看不清」时,是否也会出现类似停牌的报价撤离? - 【可行性】中。TRACE 提供了债券成交数据,可以构造类似的价格冲击精度代理;难点在于公司债没有正式的「停牌」制度,得用「报价中断 / 流动性枯竭」作为替代事件,识别会更脏。
2. 用外资持有人占比,给「监督精度」找一个外生的横截面变化。 - 【经济故事】外资股东对本地专家 / 交易商的监督能力天然更弱(信息劣势、距离)。如果本文逻辑成立,外资占比高的股票,交易所的有效监督精度应更低,从而停牌 / 流动性枯竭更频繁。 - 【可行性】中。可借助各国「可投资度(investability)」的制度变更做准自然实验,与本博客已有的《外资真有「信息劣势」吗?》等外资交易研究对接。识别关键是找到可投资度的外生跳变。
3. 直接检验「双向触发」:交易所发起 vs 专家申请的停牌,事前信号是否不同。 - 【经济故事】模型预测交易所发起的停牌对应「预判未来看不清」(事件驱动),专家申请的停牌对应「当前会被误罚」(精度已塌)。两类停牌的事前 \(\tilde{p}_i\) 路径理应不同。 - 【可行性】高(若能拿到触发来源标签)。NYSE 停牌记录区分了 call 与 solicit;把两类样本分开,比较各自停牌前价格冲击精度的时间路径,是对模型最直接的一次「分门别类」检验。
4. 监督精度塌陷与做市商库存风险的交互。 - 【经济故事】当专家「看不清」时,他既面临误罚风险,也面临库存风险,两者可能叠加放大停牌动机。把监督不确定性和库存风险一起放进做市商的最优停牌决策,能拆出更细的机制。 - 【可行性】中。可与本博客《「打了就跑」的日内交易者,真的抬高了做市商的价差吗?》和《无风险市场里的风险厌恶》的监督 / 风险限额框架对接,理论上 doable,实证需要交易商层面的库存数据。
我的判断
贡献。 本文最漂亮的地方,是把一个谁都见过、却没人认真理论化的制度——停牌——重新解释成「自律监管在监督失灵时的止损阀门」。它一举做到三件事:给「双向触发」的经验事实一个统一解释;提出一个全新且可检验的预测(停牌前监督不对称陡升);并用一个聪明的代理(价格冲击估计精度)把一个隐变量拽到了数据里。在一个被「公平竞技场」叙事主导了二十年的领域,这是一次真正换了视角的贡献。
对识别的担忧。 最大的软肋在那个代理假设:「统计估不准 ≈ 交易所监督看不清」。这条桥无法被直接验证,而整篇实证的因果解释都压在它上面。其次,「无法被波动率 / 成交量 / 价格冲击水平解释」只是排除了几个最显眼的混淆项,停牌前夕本就是信息环境剧烈变动的时刻,遗漏变量的空间很大。模型层面,「保守 / 激进」二元行动和「价格表是否高效」与「价格表内容」分离这两处简化,都是为了可解性付出的代价——作者很诚实地承认了这一点。
后续想看到什么。 我最想看的是把「触发来源」标签用足:如果 call 与 solicit 两类停牌在事前监督精度路径上真的分岔,那将是对模型机制最有力的一次确证,远胜于一个笼统的「精度下降」。其次,我想看这套逻辑能不能跨到没有正式停牌制度的市场(公司债、新兴市场)——如果「监督看不清 → 流动性主动撤离」是一条普适的暗线,那它的意义就远不止 NYSE 的专家制度本身了。
参考文献
- Bhattacharya, U., and M. Spiegel (1998). Anatomy of a Market Failure: NYSE Trading Suspensions (1974–1988). Journal of Business and Economic Statistics 16, 216–226.
- Corwin, S. A., and M. L. Lipson (2000). Order Flow and Liquidity Around NYSE Trading Halts. Journal of Finance 55, 1771–1805.
- DeMarzo, P. M., M. J. Fishman, and K. M. Hagerty (2000). The Enforcement Policy of a Self-Regulatory Organization. Working paper, Stanford University.
- Edelen, R., and S. Gervais (2003). The Role of Trading Halts in Monitoring a Specialist Market.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16(1), 263–300.
- Fischel, D. R., and S. J. Grossman (1984). Customer Protection in Futures and Securities Markets. Journal of Futures Markets 4, 273–295.
- Holmstrom, B. (1982). Moral Hazard in Teams. 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 13, 324–340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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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 Kyle, A. S. (1988). Trading Halts and Price Limits. Review of Futures Markets 7, 426–434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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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 Pirrong, S. C. (1995). The Self-Regulation of Commodity Exchanges: The Case of Market Manipulation.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38, 141–206.
- Subrahmanyam, A. (1994). Circuit Breakers and Market Volatility: A Theoretical Perspective. Journal of Finance 49, 237–254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