公司债里,风险终于换来了收益
本文读的是 Bai, Bali & Wen (2021,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):在公司债市场里,无论是时间序列还是横截面,「风险越大、预期收益越高」这条教科书式的关系都成立——市场层面的条件方差能正向预测下个月的债市收益,个券层面的系统性风险能正向预测未来收益;而困扰股票市场几十年的「特质波动率之谜」,在债市里干脆不存在。作者把这套反差,归因于持有人结构的不同。
1 一个被股票市场「打脸」了几十年的命题
资产定价里有一句话,几乎人人会背:风险越大,预期收益越高。
它最早被 Merton (1973) 写成一个干净的式子——著名的 跨期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(intertemporal capital asset pricing model, ICAPM)。模型说,市场组合的条件预期超额收益,应当是其条件方差的一个正的线性函数。直觉再朴素不过:市场越危险的时候,理性的投资者就要求越高的风险补偿,否则他凭什么持有这一篮子风险资产?
可问题在于,几十年来,人们拿股票数据去验证这条关系,却屡屡碰壁。French, Schwert & Stambaugh (1987) 用过去的日收益去估计月度条件方差,发现风险-收益的系数与零没有显著差别;后来一长串用 GARCH-in-mean、已实现波动率的研究(Campbell & Hentschel, 1992;Glosten, Jagannathan & Runkle, 1993;Harrison & Zhang, 1999;……)也大多找不到稳健、显著的正向联系。更尴尬的是,相当一部分研究估出来的系数是负的(Campbell, 1987;Nelson, 1991;Whitelaw, 1994;Harvey, 2001;Brandt & Kang, 2004)。
也就是说,最该成立的那条关系,在最被研究的那个市场里,反而最不成立。
于是一个自然的问题是:这究竟是理论错了,还是我们一直在错的地方找答案?
这篇论文给出的回答很有意思——也许我们只是找错了市场。债务融资在美国企业的资本结构里占了极大的比重(Graham, Leary & Roberts, 2015),2007–2009 大衰退之后公司债市场的规模和成交量都迅猛膨胀(按文中口径,美国公司债存量从 1990 年的约 $1.74 万亿一路单调增长到 2019 年底的约 $14.02 万亿)。可这么大一个市场,风险-收益关系到底成不成立,此前几乎没人系统地查过。Bai、Bali、Wen 三位作者就把这块空白补上了:用一套覆盖 1995 年 1 月到 2019 年 6 月、超过 130 万条债券-月度收益观测的大样本,第一次在公司债市场里把时间序列和横截面两条线都跑了一遍。
结论先摆在这儿:在债市里,风险-收益关系回来了。
2 时间序列:市场越「抖」,下个月赚得越多
先看市场层面。
作者沿用 French et al. (1987) 的思路,跑一个最朴素的预测回归:用本月债市的已实现方差,去预测下个月债市的超额收益。
$$R_{m,t+1} = \alpha + \beta \cdot \sigma^2_{m,t} + \epsilon_{m,t+1}$$
其中 \(\sigma^2_{m,t}\) 是债市在 \(t\) 月的已实现方差,作为对 \(t+1\) 月条件方差的代理。它本身用过去 36 个月的月度超额收益算出来:
$$\sigma^2_{m,t} = \frac{1}{n-1}\sum_{t=1}^{n}\left(R_{m,t}-\bar{R}_m\right)^2$$
这两个式子背后站着的,正是 Merton (1973) 的那条核心关系。它是全文的「锚」,值得把每一块拆开看清楚:
为什么 Merton (1973) 的完整模型里还有一个对冲需求项(hedging demand),这里却敢直接略掉?因为 Merton (1980) 早就指出,在一定条件下这个跨期对冲项会变得可以忽略,于是条件预期收益就「干净地」与条件方差成正比——也就退化成了上面那个标注式。作者要验的,就是斜率 \(\beta\)(即 \(\gamma\))到底正不正、显不显著。
结果如表 1 所示,相当漂亮。用价值加权的公司债市场指数(VW_bond)做被解释变量,滞后已实现方差的斜率 \(\beta = 21.75\),t 值 2.55;换成美银美林公司债指数(MRL_bond),\(\beta = 17.53\),t 值 2.22。两者都在 5% 水平上显著为正。截距项则都不显著(-0.10 和 -0.08)。更值得一提的是调整后的 \(R^2\):VW_bond 达到 6.49%,MRL_bond 也有 3.50%——比当年股票市场那些研究里动辄趋近于零的 \(R^2\) 高出一大截。

Table 1
接着,一个自然的担心是:会不会这只是宏观经济周期在「冒充」风险?毕竟方差和景气程度高度相关。于是作者在回归里塞进一整套刻画经济周期的变量——对数盈利价格比 (EP)、对数股息价格比 (DP)、账面市值比 (BM)、期限利差 (TERM)、违约利差 (DEF)。控制之后,\(\beta\) 确实从 21.75 缩到了 10.62(VW_bond)和 11.18(MRL_bond),但 t 值反而升到了 2.86 和 2.71,在 1% 水平上显著。换句话说,风险-收益关系不是宏观周期的副产品,它独立地站在那里。
这里还藏着一个对模型的小验证。Merton (1980) 那条「对冲项可忽略」的近似,等价于说无条件的「均值/方差比」\(\mu_m/\sigma^2_m\) 应当接近相对风险厌恶系数 \(\gamma\)。文中算出的无条件比值是 16.09(VW_bond)和 14.76(MRL_bond),而回归估出的条件斜率分别是 21.75 和 17.53——两者「接近但更高」,恰好暗示对冲需求只占了很小一块。理论与数据,难得地对上了。
那这点可预测性值钱吗?作者干脆做了一个择时实验:用债市已实现方差做样本外预测,按预测值调整仓位。结果这个策略既拿到了更高的平均收益,又拿到了更低的波动——一个风险厌恶的投资者,愿意每年掏 3.6%~5.0% 的费用,来换取「用债市方差预测债市收益」相对于「用现有公司债因子预测」的那份超额效用。这不是统计意义上的小数点游戏,是真金白银的经济意义。
3 真正关键的一步:把「风险」拆成两半
时间序列只是开胃菜。这篇论文真正的野心,在横截面。
而要做横截面,第一步必须先回答一个最朴素的问题:一只单只债券的「风险」,到底该怎么量?
这里就要请出作者自己之前的工作 Bai, Bali & Wen (2019,文中简称 BBW)。BBW 的洞见是:公司债市场被机构投资者主导,这群人要求补偿的风险,和股票市场里的风险并不一样。于是他们专门为债券构造了一套风险因子——基于 下行风险 (downside risk)、信用风险 (credit risk)、流动性风险 (liquidity risk)。这套因子有显著的风险溢价,且在债券定价里胜过文献里的其他模型。
必须诚实地提一句:BBW (2019) 这篇「公司债四因子」的原始论文,后来因为一处时间对齐(look-ahead)的处理,经历了撤稿与重构的风波(关于这段公案,可参见《一篇被作者亲手撤回的 JFE:当「公司债四因子」死于一次时间对齐错误》)。本文构造系统性/特质风险所依赖的,正是这套因子。读这篇文章时,这是一个需要放在心里的「底层依赖」风险。
有了因子,拆分就顺理成章了。对每只债券、每个月,把它过去的月度超额收益对 BBW 因子做时间序列回归:
- 特质风险 (idiosyncratic risk) = 回归残差的方差,记作 \(\sigma^2_{\epsilon}\);
- 系统性风险 (systematic risk) = 总方差减去残差方差,它等于因子方差-协方差结构与债券因子暴露共同决定的那一部分。
这个拆法本身就值得玩味:它把一只债券「会跟着市场一起崩」的部分(系统性)和「只跟自己有关、可被分散掉」的部分(特质)干净地分开了。
接着,作者把所有债券按系统性风险从低到高排成五组(quintile portfolios),看最高组和最低组的收益差。
反转出现了:系统性风险最高的那一组债券,比最低的那一组,每年多赚 7.32%~10.20%。而且这份溢价主要来自高系统性风险那一头(套利组合的多头腿)的优异表现,而不是空头腿的拖累。控制了一大堆债券特征之后,这个正向关系依然稳健。
然后,一个对照实验把全文的张力推到了顶点:换成特质风险去排序呢?
答案是——没有显著的解释力。
4 为什么是债,不是股?——「特质波动率之谜」的消失
读到这里,熟悉股票市场的人应该已经坐不住了。
因为在股票里,事情恰恰是反过来的。Ang, Hodrick, Xing & Zhang (2006) 发现,特质波动率高的股票,未来收益反而更低——一个理论上说不通、却异常顽固的负向关系。这就是著名的 特质波动率之谜 (idiosyncratic volatility puzzle, IVOL puzzle),被列为实证资产定价里最难缠的反常现象之一。(关于股票市场里波动率之谜的种种切法,可参见《「波动率之谜」其实是一道预测题:当鞅模型预报失灵》与《波动率之谜,藏在 beta 异象的「时机」里》。)
于是全文最关键的一问浮出水面:同样是一家公司发出来的证券——股票和债券是同一份现金流上的或有索取权(contingent claims,Merton, 1974)——为什么风险定价会如此南辕北辙?股市里特质风险被「错误地」定了价(还是负的),债市里特质风险却干脆不被定价,只有系统性风险说了算?
作者给出的解释,落在两个字上:人。
按美联储资金流量表,公司债主要握在机构投资者手里——尤其是保险公司这类长期投资者;而股票则主要由散户持有。文中给的数字很扎眼:截至 2019 年,散户只持有公司债市场约 6% 的份额,却持有股票市场约 37%。按 1986–2019 年的资金流量数据,约 78% 的公司债被机构持有。
这就把两个市场的风险定价差异讲通了:
- 机构主导的债市:机构持有的是充分分散的组合,对单只债券的特质风险暴露可以忽略不计——所以特质风险不该、也确实没有被定价;他们在意的、要补偿的,是分散不掉的系统性风险。这正是 CAPM 教科书里「分散化抹掉特质风险」的标准预言。
- 散户掺和的股市:当投资者无法持有大量资产、无法充分分散时,他们就会在意总风险(Merton, 1987;Levy, 1978),于是特质风险也被卷进定价,催生出种种异象。
而真正把这套故事「钉死」的,是一个跨市场的对照检验。作者发现:在股票市场里,IVOL 之谜只在散户主导的股票上显著,在机构主导的股票上消失;而在公司债市场,无论机构持股高还是低,特质波动率效应都一律微弱。
换句话说,不是「债」这种资产天生不一样,而是持有它的人不一样。把谜底从「资产的属性」挪到了「持有人的结构」——这正是这篇论文最漂亮的一击。(关于持有人结构如何重塑债券定价,亦可参见《谁在持有这张债券,决定了它的价格》。)
为什么股、债不能简单互通,作者还补了两层理由。其一,Merton (1974) 的无套利关系建立在一系列完美市场假设之上(信息对称、无交易成本/税收/卖空限制、借贷利率相等),现实里全都不成立——股债面对不同的客群(Auh & Bai, 2020)、不同的卖空成本与流动性(Edwards et al., 2007)、不同的监管与资金约束(Bali et al., 2021)。其二,股债收益本就不完全相关:文中样本里,非投资级债券与股票的月度收益相关性是 0.38,投资级债券与股票只有 0.22。更妙的是那个期权类比——股票是公司资产上的看涨期权多头,而债券是公司资产上的看跌期权空头;面对资产波动率的变化,两者的价格方向天然会不同。
5 数据
把识别讲清楚了,简单交代一下数据。
债券价格数据来自 NAIC 数据库与增强版 TRACE(TRACE 自 2002 年 7 月起),并与 Mergent FISD 合并以获取债券特征。作者沿用 BBW (2019) 的过滤标准,剔除非美国公司发行、结构化/资产支持/可转换、价格低于 $5 或高于 $1,000、浮动利率、剩余期限不足一年等债券,并在日内层面剔除 when-issued、成交量低于 $10,000 等记录;月末价格取每月最后十天里的最后一笔交易。
最终样本:23,859 只债券,4,485 家发行公司,1,318,058 个债券-月度观测,覆盖 1995 年 1 月到 2019 年 6 月。样本债券平均月收益 0.77%,平均评级为 8(即 BBB+),平均发行规模 $450 百万,平均剩余期限 10.13 年,75% 为投资级、25% 为高收益。价值加权债市指数的月度超额收益均值 0.33%、标准差 1.43%;美银美林指数均值 0.32%、标准差 1.48%;两个指数相关性高达 88%(t 值 14.41),互为稳健性背书。
为了做持有人检验,作者还接入了持仓数据:股票用 Thomson Reuters 的 13F 机构持仓,债券用 Thomson Reuters eMaxx(2001–2019),按年度算出机构持股比例 INST。
6 文献脉络
把这篇论文放回它所在的那条河流里看,会更清楚它的位置。
源头是 Sharpe (1964)、Lintner (1965)、Mossin (1966) 奠定的 CAPM,以及 Merton (1973) 的跨期版本——它们立下了「风险换收益」的理论地基。可一旦走进实证,股票市场就开始「不配合」:横截面上,Fama & MacBeth (1973)、Fama & French (1992) 发现 beta 与收益的关系要么不显著要么是负的;时间序列上,French, Schwert & Stambaugh (1987) 起头的一长串研究找不到稳健的正向关系。到了 Ang et al. (2006),特质波动率之谜更是把「理论与数据的裂缝」推向高潮。
与此同时,公司债资产定价这条支线在悄悄发力。Bai, Bali & Wen (2019) 为债券量身打造了下行/信用/流动性风险因子,给「如何度量单只债券的风险」提供了工具。本文正是站在这两条线的交汇点上:它借 BBW (2019) 的因子去拆分系统性与特质风险,又回到 Merton (1973) 的老命题,第一次在公司债市场把时间序列和横截面两条证据都补齐——并用持有人结构这把钥匙,同时解释了「债市里关系成立」和「股市里关系失灵」这对看似矛盾的事实。
7 评论与延伸(Q&A + 研究方向)
(a) 几个可能的疑问
Q:时间序列里 \(\beta\) 高达 20 多,这数字是不是大得离谱?
不必被绝对量级吓到。回归里 \(\sigma^2_{m,t}\) 是以「方差」为单位的极小数(无条件均值仅
0.021%),乘上一个二十几的系数,落到收益上才是合理量级。作者特意比较了估出的条件斜率(21.75、17.53)与无条件的均值/方差比(16.09、14.76),两者数量级一致且前者略高——这反而是模型自洽的证据,而非异常。
Q:系统性风险和特质风险的拆分,会不会只是「机械地」由 BBW 因子的选择决定?
这是最该警惕的地方。系统性风险被定义为「总方差减残差方差」,残差又来自对 BBW 因子的回归——换一套因子,拆分结果就会变。作者用了等权、价值加权、评级加权三种聚合方式做稳健性,但「定价的是 BBW 意义下的系统性风险」这一点,本质上无法脱离因子模型本身。再叠加 BBW (2019) 原文后来的撤稿风波,这个底层依赖值得读者持保留态度。
Q:横截面那 7.32%~10.20% 的年化利差,会不会只是把已知的债券特征换了个名字?
作者控制了大量债券特征(评级、期限、规模、流动性等)后利差依然稳健,且利差主要来自高系统性风险组的多头表现,而非空头。但「系统性风险」与信用风险、久期等高度相关,要完全排除「它只是 beta/信用敞口的重新包装」并不容易——这也是横截面资产定价里永恒的内生性难题。
Q:「特质波动率之谜在债市消失」,是不是因为债券特质波动本身就测不准?
有这个可能。公司债交易稀疏,月度收益噪声大,残差方差的估计误差可能淹没真实信号,从而让特质风险「看起来」不被定价。作者的反驳是那个跨市场对照:在股票里按机构持股切开后,IVOL 之谜也随机构占比上升而消失——同一套逻辑两个市场都成立,说明驱动力是持有人结构,而非单纯的测量噪声。
Q:股票是看涨期权多头、债券是看跌期权空头,这个类比对结论有多关键?
它主要是用来解释「为什么同一家公司的股和债,对资产波动率的反应方向会不同」,是个补充性的直觉,而非核心识别。全文的主线论证靠的是持有人结构(机构 vs 散户)的实证对照,期权类比只是让「股债不必同向」这件事在直觉上更顺。
Q:这套结论对今天的债市还成立吗?毕竟散户通过债券 ETF/共同基金的参与在上升。
这是个很好的外部效度问题。样本截止 2019 年 6 月,期间机构仍压倒性主导债市。但随着散户通过基金「间接」涌入信用市场,持有人结构若被稀释,文中的机制预言「特质风险或将开始被定价」——这恰恰是一个可被未来数据检验的、可证伪的推论。
(b) 几个可能的研究问题与提案
1. 把「持有人结构」做成连续的横截面定价变量
【经济故事】本文用「机构持股高/低」做了二分对照。但如果机制为真,那么特质风险被定价的程度,应当随个券的散户持有比例连续地变化。可以直接把 eMaxx 的机构持股比例与特质风险做交互项,检验「散户占比越高、特质风险溢价越显著」。 【可行性】高。所需数据(eMaxx 债券持仓 + BBW 因子)本文已全部用到,只是把二分检验升级为连续交互,识别清晰、增量明确。
2. 外资持有人是「机构」里的一个特殊子集吗?
【经济故事】机构并非铁板一块。外国投资者面对不同的税收、汇率与监管约束,其风险偏好和分散化程度可能与本土保险公司截然不同。若把机构再拆出「外资 vs 本土」,特质/系统性风险的定价是否随外资占比而变?这能把本文的「持有人」故事推进一层。 【可行性】中。eMaxx 含部分持有人国别信息,但外资在美国公司债的可识别持仓覆盖度有限,需要谨慎处理样本选择;识别上可借助指数纳入等外生的持有人结构冲击。
3. 流动性,是系统性风险溢价的「真身」吗?
【经济故事】公司债的系统性风险与流动性风险高度纠缠(BBW 因子里本就含流动性因子)。一个尖锐的问题是:那
7%~10%的系统性风险溢价,有多少其实是流动性补偿?可以用更干净的流动性度量去「净化」系统性风险,看溢价还剩多少。 【可行性】高。可直接接入对成交量更稳健的流动性度量(参见《把「成交价」从「成交量」里解放出来——重新丈量公司债的流动性》),与系统性风险做横向竞赛。
4. 机器学习能否「认出」债市里被定价的风险?
【经济故事】本文用线性因子回归拆分风险。但债券收益的可预测性可能是高度非线性的,系统性风险的真实维度也许更高。用可解释的机器学习去预测债券收益,再回看模型重视的究竟是系统性还是特质成分,能为本文的核心结论提供一个模型自由(model-free)的旁证。 【可行性】中。债券面板数据噪声大、缺失多,需处理样本不平衡;但已有可解释 ML 应用于公司债的成熟范式(参见《把机器学习的黑箱拆成玻璃箱:公司债收益率能被「看懂」地预测吗?》)。
我的判断
这篇论文的贡献是扎实的:它把一个被股票市场反复「打脸」的经典命题,搬到一个体量巨大却长期被实证忽视的市场里,给出了时间序列与横截面的双重正面证据,并用持有人结构这把钥匙,一并解释了股债之间的反差——这比单纯「再找一个市场验一遍」要高明得多,因为它把谜题的归因从「资产」转向了「人」,是有结构、可证伪的。
但识别上我有两点不安。其一,整篇文章的风险拆分寄生于 BBW (2019) 的因子模型,而那篇原始论文后来经历了撤稿与重构,这意味着「系统性风险溢价」的稳健性,部分系于一个本身存在争议的底层构造之上。其二,系统性风险与信用、久期、流动性的天然纠缠,使得「定价的是系统性风险」与「定价的是流动性/信用敞口的重新打包」之间,界线并不像文中呈现得那么清晰。
后续我最想看到的,是把「持有人结构」从二分对照升级为连续的、带外生冲击的识别——例如利用指数纳入或监管规则变化带来的持仓重组,去检验「散户占比上升 ⟹ 特质风险开始被定价」这一推论。如果这条因果链能被钉死,那么这篇论文「人决定了风险如何被定价」的主张,才算真正立住。
参考文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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