停业这本账:一场大流行里,关店的代价究竟落在谁头上
本文读的是 Barrot, Bonelli, Grassi & Sauvagnat (2024,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):他们手工整理了美国各州「关停非必要营业」的行政命令,用同一家公司、同一个行业在不同州被关停程度的差异作识别,算出强制停业给企业和工人造成了多大损失、又救回了多少条人命。最反直觉的一笔是——这笔经济损失里,大约三分之二由企业的利润吃下,只有三分之一落在工人的工资上。换句话说,在那场灾难里,是老板在替员工扛雷。
1 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
2020 年的春天,美国发生了一件几乎没有先例的事:在短短三周之内,45 个州先后签署行政命令(Executive Order),勒令被认定为「非必要(non-essential)」的营业场所关闭其线下运营。从加州(3 月 19 日)到密苏里州(4 月 6 日),一道道命令落下,餐馆只能外卖、商场拉下卷帘门、理发店熄灯。
这件事本身并不新鲜——人类对付传染病,自古就靠「隔离」二字。新鲜的是它的代价第一次摆在了我们面前:当一个国家亲手按下经济的暂停键,到底付出了多少?又换回了什么?
这看起来像一个简单的会计问题,其实步步是坑。
先看一个最朴素的疑问:强制停业,真的让企业受损了吗?听上去这还用问?但仔细想想并不显然。一种声音会说:就算政府不下令,需求也已经因为恐慌而崩塌,店关不关都没人来,命令不过是给一个本就要发生的结局盖了个章;更何况,很多工作可以靠居家办公(work-from-home)来对冲,真正「被关掉」的产出也许没那么多。如果这些说法成立,那么强制停业的因果效应可能小得可以忽略。
于是,第一步必须把「政府这道命令」的效应,从「需求崩塌」「居家办公」「人们自发减少外出」这一大堆同时发生的事情里,干干净净地剥离出来。这正是这篇论文最硬的功夫所在。
2 识别策略:在同一家公司、同一个行业内部做比较
强制停业最大的麻烦,是它不是随机的。疫情更重的州,可能关得更狠、执行得更严;预期经济冲击小的州,也可能更舍得关。如果直接拿「关得狠的州」和「关得松的州」比,你比的根本不是停业的效应,而是这些州本身的差异。这就是内生性(endogeneity)。
作者破局的办法,是把比较彻底地搬进同一个州、同一个行业的内部。
关键的原材料,是一个此前没人做过的数据库。作者逐字读完了每个州的行政命令,识别出哪些 4 位 NAICS 行业、在哪个州、从哪天起、到哪天止被强制关停线下运营,搭出一张「州 × 行业 × 周」的关停面板。论文坦言,光是把这张表建出来,本身就是一项贡献——据他们所知,这是第一个在「4 位行业 × 州」颗粒度上记录「某行业在某州何时被行政关停」的数据库。
有了这张表,每家公司的「受限劳动占比(share of restricted labor)」就能算出来:一家公司有多少比例的员工,因为其所在州关停了其所在行业的线下运营而无法工作;再用这部分人里能够居家办公的比例打个折扣。直觉上,它衡量的是「这家公司有多少劳动力,被这道命令实打实地按住了」。
用一条式子把这个构造写出来,大致是:
$$ RL_{f} = \sum_{i,s} \omega_{f,i,s}\,\big(1 - \theta_{i}\big)\,Closed_{i,s} $$
其中 \(\omega_{f,i,s}\) 是公司 \(f\) 在行业 \(i\)、州 \(s\) 的就业权重,\(Closed_{i,s}\) 是该州是否关停该行业的虚拟变量,\(\theta_{i}\) 是该行业可居家办公的比例(沿用 Dingel & Neiman 2020 的行业居家办公测度)。一家横跨多州、多行业经营的公司,正因为它的业务版图不同,受到的「关停冲击」就不同——而这份不同,恰恰不由它自己决定,而由各州政府的笔决定。
真正关键的一步,在于固定效应(fixed effects)的设计。估计企业利润时,作者跑的是公司 × 季度层面的面板回归:
读懂这三组固定效应,就读懂了整篇论文的识别。州 × 季度 把「这个州这季度发生的一切」都吸走了——包括疫情本身、stay-at-home order、人们自发的躲避。行业 × 季度 又把「这个行业这季度的整体景气」吸走了。剩下能驱动 \(\beta\) 的,只能是这样一种比较:同一个季度、同一个州里,两家行业暴露不同的公司;或者同一个季度、同一个行业里,业务恰好落在关停程度不同的州的两家公司。需求崩塌、恐慌避险这些「以州为单位」「以行业为单位」发生的事,都被固定效应吃干净了。\(\beta\) 捕捉的,就是行政命令本身那一刀。
接着,一个自然的问题是:这种比较可信吗?平行趋势(parallel trends)站得住吗?作者的回答很干脆——他们在停业开始之前,找不到任何这样的效应。利润也好、工资也好,都是在限制令落地的那一周才开始往下掉,之前没有任何先行趋势。这正是平行趋势假设该有的样子。
3 第一笔账:企业和工人,各自损失了多少
现在可以算账了。
利润这一栏。在控制了公司、州 × 季度、行业 × 季度固定效应后,受限劳动占比为 10% 的公司,季度资产收益率(return on asset, ROA)下降约 0.16 个百分点。别小看这个数:样本里季度 ROA 的均值也才 1.5%,0.16 个百分点意味着盈利能力被削掉了一成上下。而且,这个下降在停业开始之前完全看不到。
利润掉了,是暂时的还是永久的?会不会之后「报复性」补回来?作者用股价又验了一道:他们计算行政命令签发日前后的日度股票收益,比较同一个州(或同一个行业)但停业暴露不同的公司。结果是,命令一宣布,受冲击更大的公司市值显著下跌,而且效应集中在公告前后那个很短的事件窗口里。市场没有把它当成一次能很快抹平的扰动,而是当成了对公司价值的真实减记。
工资这一栏。这里作者换了一套数据:来自 Homebase(一家给小企业提供排班和打卡工具的公司)的高频数据,能精确到「门店—工人—天」,再汇总到「通勤区(commuting zone, CZ)× 周」。在 CZ × 周的面板里,加上 CZ 和州 × 周固定效应,结论是:受限劳动占比每上升 10 个百分点,当地总工资下降约 9%。同样,工资是在限制令落地的那一周开始掉,之前没有先行趋势。
到这里,故事本可以收尾了——停业确实代价不菲。但真正精彩的反转,藏在「这两栏怎么加起来」里。
4 反转:原来是企业在替工人扛雷
把微观估计外推到全国,作者得到两个总量:
- 企业利润收缩约
$359十亿美元(95% 置信区间$51–$667十亿); - 劳动收入收缩约
$173十亿美元(95% 置信区间$31–$314十亿)。
现在做一道小学算术:\(359 / (359+173) \approx 2/3\)。停业的总代价里,大约三分之二压在了企业的利润上,只有三分之一落在工人的工资上。
为什么说这是反转?因为它和你的直觉是拧着的。在美国,劳动收入占增加值的份额(labor share)大约是 60%。如果停业的冲击在企业和工人之间「按比例分摊」,那工人本该承担六成左右的损失。可实际上工人只承担了三分之一。这中间的差额去哪了?被企业的利润吸收了。
这正是这篇论文我认为最有「金融味」的一笔:它把一场公共卫生事件,读成了一份风险分担(risk-sharing)合约。企业相对于工人,更有能力(也更有动机)去平滑这种暂时的冲击——靠现金缓冲、靠负债、靠不裁员。于是当灾难落下,是雇主先用自己的利润垫了一道,部分地为工人提供了保险。停业的痛,被悄悄地从工资条转移到了利润表上。
这个结论之所以能成立,全靠前面那套「把命令的效应单独剥出来」的识别——只有当你确信测到的是停业本身、而不是各州各行业的杂音时,「三分之二 vs 三分之一」这道比例才有意义。(关于企业在危机中如何主动腾挪以减震,可参见《先举手的人:危机里,「主动适应」到底值多少钱?》;而从小企业主消费的角度看营收冲击的传导,可参见《生意垮了一半,日子却照过:营收每损失一块钱,老板只省下 1.6 美分》。)
5 第二笔账:救回了多少条命
代价算清了,下半本账是收益——停业到底救了人没有?
这一步更难。要测停业对感染和死亡的因果效应,你得把它从所有别的政策(口罩令、居家令)、所有的行为变化里隔出来,还得把传染病的传播动态考虑进去:今天少感染一个人,会顺着传播链在未来少感染一串人。
作者沿用了一个与 SIRD(susceptible-infectious-recovered-deceased,易感—感染—康复—死亡)流行病学模型相容的实证设定,在回归里控制滞后的累计感染数,来捕捉这种传播动态。识别仍然落在 CZ 层面的「受限劳动占比」差异上。几个核心结果:
- 死亡率:受限劳动占比提高 10 个百分点并维持一周,新冠死亡率下降约
0.002个百分点。引入社会人口与公共卫生控制变量后系数稳定;停业之前同样没有任何先行趋势。 - 跨区无外溢:作者特意检验了健康结果在 CZ 之间是否相互「漏出」,结论是几乎没有——这反过来证明分析放在 CZ 层面是合适的,没有把别处的效应错算进来。
- 住院:受限劳动占比每升 10 个百分点,每周每万人新增住院数下降约
0.9例。 - 心理健康:但停业也有代价——焦虑、担忧、情绪低落、对事物失去兴趣这些坏心理健康症状,与停业显著正相关。这是一笔必须计入的「负收益」。
再往前一步,作者把视野从「新冠死亡」扩展到「总的、与新冠无关也算上的预期寿命」。他们从 CDC 县级死亡统计里取月度死亡数据(含死者年龄、性别),配上按性别和年龄的精算寿命表,构造出「CZ × 月」层面的损失寿命年(years of life lost)。结果:受限劳动占比提高 10 个百分点,每月每万人损失的寿命年减少约 16.8 年;而被救回一条命的人,平均多活了约 13 年——这个数字低于总人口的预期余命,恰恰印证了一个朴素的事实:被救下的人,平均而言年纪偏大。
6 两本账怎么对:诚实地承认「算不清」
到了最后一步——把成本那本账和收益那本账摆到一起。
作者用「损失寿命年」乘以各种「一个生命年的价值(value of a life-year)」的假设,再配上点估计周围的置信区间,去回答那个终极问题:停业的收益,到底有没有超过它的成本?
从 SIRD 模型外推,第一波疫情期间强制停业大约救回了 810 万个质量调整生命年(quality-adjusted life years, QALY)(95% 置信区间 200 万–1400 万)。若改用不控制滞后感染的线性模型,这个数字会低很多——约 320 万 QALY(区间 50 万–580 万)。
这里作者的克制值得敬佩。他们的结论不是一句响亮的「值」或「不值」,而是:
从 SIRD 模型的点估计看,健康收益的货币价值与停业的经济成本是同一量级,并常常超过它。但是——估计的不确定性太大,再加上线性设定给出的偏低结果,统计上无法拒绝「停业造成了净损失」这一可能。换言之,账面上看停业很可能划算,但我们没有底气在统计意义上把「不划算」彻底排除。
而且作者反复强调:这是一份事后(ex post)的成本收益分析,绝不该被解读成决策者在 2020 年那个春天面对的事前(ex ante)抉择——当时关于病毒本身、关于停业的经济后果,都笼罩在巨大的不确定性里。事后算账的价值,不在于给当年的决策打分,而在于第一次把这种「史无前例的政策」的代价称出重量、看清它在企业和工人之间如何分配。
故事还有一个尾声,关乎「能不能更省」。停业对健康的好处,理应在职场互动越密集的地方越大。作者据此把公司和 CZ 按「职场互动强度」的中位数一切两半:停业对利润和工资的打击在两组里差不多,但对健康的好处几乎全部集中在职场互动强度高于中位数的那一组。这意味着——同样多的生命年,本可以用更低的经济代价救回来,只要把限制更精准地瞄向那些职场互动密集的地区。
7 文献脉络
把这篇论文放回它的来路,是一条「从历史疫病、到新冠、再到精细化测量」的线。
最早,Adda (2016) 用法国关闭学校、停运公共交通的高频数据,研究各种病毒的传播与相应的经济代价——这是「用准实验测非药物干预」的方法论源头。往前追到 1918 年大流感,Barro, Ursúa & Weng (2020) 估出了 2% 的死亡率和三年里 6% 的人均 GDP 累计损失;Correia et al. (2022) 则发现 1918 大流感让各州制造业产出在四年内下跌 18%,且社会隔离政策对未来经济反而有正面作用。有意思的是,本文的结论与之相反——它发现社会隔离对经济有显著的负面效应。作者把这个差异归因于一个关键史实:1918 年的应对里,并不包含强制停业。
到了新冠,证据一度是混乱的。Baek et al. (2021) 和 Goolsbee & Syverson (2021) 都发现居家令(stay-at-home order)对失业申请和消费者行为的因果影响有限;本文则在「强制停业」这个更具体的政策上,记录到了显著的经济代价。在健康那一侧,Bongaerts et al. (2021)、Borri et al. (2021) 等研究了意大利停业对死亡的影响;本文的独特之处,是把经济与健康两本账放进同一个框架里,并第一个估出非药物干预对企业利润的冲击。
它还接上了另一条线:宏观—流行病学模型。Eichenbaum, Rebelo & Trabandt (2021)、Acemoglu et al. (2021)、Alvarez et al. (2021) 等把传染模型嵌进宏观模型来求最优封锁;Hall et al. (2020) 和 Greenstone & Nigam (2020) 则要对「一条命值多少钱」做假设,来算出社会最优的隔离力度。本文这份事后的成本收益估计,恰好为这些模型里的关键假设提供了一个可对照的经验基准。而它自己用的「生命年定价」,则承自 Ashenfelter & Greenstone (2004) 这一脉对统计生命价值(value of a statistical life)的测量传统。
8 评论与延伸(Q&A + 研究方向)
(a) 几个可能的疑问
Q:固定效应吸走了那么多东西,剩下的变异还够识别吗?会不会把真效应也吸没了?
这正是这种设计的取舍。
州 × 季度和行业 × 季度确实很「贪」,但作者依赖的是跨行业 × 跨州的交互变异:同一州里不同行业被关的程度不同,同一行业在不同州被关的程度不同。只要各州关停清单足够参差(论文显示各州对「必要/非必要」的界定差异很大),这份交互变异就足够。代价是 \(\beta\) 识别的是「相对」效应,绝对量级靠外推补齐。
Q:用 Compustat 上市公司测利润、用 Homebase 小企业测工资,两套样本对不上,外推可信吗?
这是合理的担忧。Homebase 偏重零售、餐饮、住宿等小企业,既不代表行业分布、也不代表企业规模分布。作者的应对是:用 County Business Patterns (CBP) 2019 的行业份额对 Homebase 重新加权,并用 BLS 就业数据做稳健性检验。但「上市公司利润 + 小企业工资」拼出的全国总量,确实是把两块不同的拼图拼在一起,「三分之二 vs 三分之一」这个比例应被理解为量级而非精确数。
Q:「企业承担三分之二」会不会只是会计幻觉——利润本来就是个余项(residual),需求一掉它当然先掉?
部分是、但不全是。利润作为余项,对冲击天然更敏感,这点没错。但论文的论证不止于此:工资在停业那一周才开始掉、之前无趋势,说明掉的工资确实是停业造成的;而企业并没有把成本足额转嫁到裁员/降薪上(否则工人就该承担更高比例)。「企业吸收了超过其份额的损失」这个结论,依赖的是工资下降幅度小于劳动份额所隐含的幅度——这是一个实证事实,不只是会计恒等式。
Q:股价那一段,怎么排除是「整个市场在跌」而不是停业公告?
靠事件研究的横截面比较:在同一个州(或同一个行业)里,比较停业暴露不同的公司在行政命令签发日附近的日度收益。整个市场的下跌是共同的,会被这种相对比较差掉;而效应又集中在公告前后的短窗口,进一步指向是「这条命令」而非弥漫性的市场恐慌。
Q:健康收益的「跨区无外溢」检验,真的能保证 CZ 是对的分析单元吗?
它提供了重要但非决定性的支持。若停业在 A 区压低了感染,却通过人口流动把效应漏到了相邻 B 区,那么单看 A 区会低估真实效应。作者发现健康结果在 CZ 间几乎无外溢,说明在第一波、人口大幅减少流动的背景下,CZ 这个尺度大致能「装下」一道完整的效应。但这是第一波的特例,换一个流动性更强的时期未必成立。
Q:既然点估计显示「大致划算」,为什么不能下「停业值得」的结论?
因为不确定性。健康收益的置信区间很宽(QALY 从 SIRD 的 200 万–1400 万,到线性模型的 50 万–580 万),生命年定价又得靠假设。点估计落在「收益 ≈ 或 > 成本」一侧,但区间宽到无法在统计上拒绝「净损失」。作者的诚实恰恰在于:承认账面占优,但拒绝把「占优」说成「确定」。
(b) 几个可能的研究问题与提案
1. 停业冲击如何顺着公司的「债权人」传导?
【经济故事】本文说企业用利润替工人扛了三分之二的雷。但企业的损失不会停在利润表——它会传到债券持有人、银行授信、信用利差上。一个自然的问题是:受限劳动占比高的公司,其公司债利差在停业窗口扩大了多少?谁(企业 / 工人 / 债权人)最终是这条风险分担链的「最后一环」? 【可行性】高。把本文的「公司 × 受限劳动占比」直接并到 TRACE 公司债成交数据,做事件窗口内的利差回归即可,识别逻辑可沿用本文的州 × 行业固定效应。数据与方法都现成。
2. 外资持有人会不会改变企业「替员工扛雷」的能力?
【经济故事】企业能为工人提供多少保险,取决于它的财务韧性,而股东结构会影响这一点:外资机构持股高的公司,是更愿意(耐心资本、长期视角)还是更不愿意(要求即时回报、危机中撤离)在停业冲击下保住就业、垫付利润?这把本文的风险分担问题接到了所有权结构上。 【可行性】中。需要把 13F / FactSet 的机构(含外资)持股并到本文样本,按外资持股比例分组比较利润 vs 工资的承担比例。难点在于外资持股本身的内生性,需要用指数纳入等外生冲击做工具。
3. 停业的流动性代价:被关停行业的企业,现金缓冲是怎么被消耗的?
【经济故事】「企业吸收三分之二损失」的背后,是企业在烧自己的流动性。哪种企业撑得住?现金多、授信额度足、负债低的公司,是否更能把工资稳住、把损失留在利润里?这能把「风险分担」进一步拆成「谁有弹药做保险」。 【可行性】高。Compustat 季度数据里现金、短期债务、未动用授信都有,与本文受限劳动占比做交互回归即可,识别框架照搬本文。
4. 把「精准关停更省」的反事实做成结构化的最优政策。
【经济故事】本文已指出,同样的生命年,若把限制瞄准职场互动密集的 CZ,本可用更低经济代价救回。下一步是把这个洞见结构化:给定本文估出的成本曲线和收益曲线,求解「在预算约束下最大化生命年」的最优关停清单,并和各州实际清单对比,量出「政策低效」的规模。 【可行性】中。成本与收益的弹性都来自本文估计,最优化是规划问题;难点是行业间的一般均衡溢出(关一个行业会冲击上下游),需要接上投入产出网络(作者在 Barrot et al. 2021 里已有此类网络模型可借)。
9 我的判断
这篇论文最大的贡献,是把一件「人人都在争论、却没人量过」的事,第一次老老实实地称出了重量——尤其是那张「州 × 4 位行业 × 周」的关停数据库,本身就是会被后人反复使用的公共品。而「企业吃下三分之二、工人只担三分之一」这个发现,把一场公共卫生事件翻译成了一份风险分担合约,是我读到的、把宏观灾难讲出微观金融含义的最漂亮的一笔。它的克制同样可贵:在成本收益的终点,作者没有为了一个响亮的结论牺牲诚实。
对识别,我的担忧有二。其一是外推的拼接:利润来自上市公司、工资来自小企业,两套样本的代表性不同,「三分之二」这道比例应被读作量级而非精确数。其二是总量层面的一般均衡:微观回归靠固定效应吸走了共同冲击,但把系数乘到全国时,被关行业对上下游的网络溢出、消费者在行业间的替代,都可能让真实总量偏离线性外推——而这恰恰是固定效应「看不见」的部分。
后续我最想看到的,是把这条风险分担链拉得更长:从工资、到利润、到债权人、到股东结构。本文回答了「停业的账由企业还是工人买单」,而下一个问题是——当企业替工人扛下这笔雷,它自己又是靠谁、靠什么扛住的。顺着信用市场和所有权结构追下去,也许能看到这场风险,最终是怎样在整个金融体系里被一层层传递、稀释、再定价的。
参考文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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