绕过董事会:当收购方读懂了「谁说了算」

[2004 RFS] Board Composition, Board Effectiveness, and the Observed Form of Takeover Bids
Note

本文读的是 Bange & Mazzeo (2004,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):收购方在出价之前,会先「读」一遍目标公司的董事会——当一个人同时坐在 CEO 和董事长两把椅子上时,收购方更倾向于绕开董事会、直接向股东开价(绕过型出价);而这种绕过型出价反而更容易成功、给目标股东带来更高的收益。换句话说,董事会的结构,悄悄决定了这场收购会以什么「形状」开场

1 一个被忽略的问题:收购的「形状」从哪来

先抛一个你大概从没认真想过的问题。

一家公司要被收购,通常有两条路。第一条,收购方先找上目标公司的董事会和管理层,关起门来谈价钱、谈条件,谈妥了再公告——这叫 协议并购 (negotiated merger)。第二条,收购方根本不跟董事会打招呼,直接绕过他们,把要约甩到目标公司的全体股东面前:我出这个价,你们卖不卖?本文把这种「外界看来管理层和董事会事先毫无防备」的非协议要约,专门起了个名字,叫 绕过型出价 (bypass offer)。

通常我们关心的是收购「成不成」、溢价「高不高」。但 Bange 和 Mazzeo 把镜头往前推了一格:在第一笔钱报出来之前,收购方是怎么决定要走哪条路的?

这其实是个很自然、却长期被绕开的问题。Schwert (2000) 曾经试图把「敌意」收购和「善意」收购区分开,结果发现两者在会计和股价表现上并没有什么经济意义上的差别,于是他下了个略带无奈的结论:敌意与否,「很大程度上只是谈判策略的反映」。可问题是——谈判策略本身又是被什么决定的?Schwert 没有往下追。

本文的答案干脆利落:去看目标公司的董事会。

Tip

注意作者反复强调的一点:他们关心的是「协议 vs. 绕过」这条轴,而不是「善意 vs. 敌意」那条轴。「协议」不等于「友好」,它只意味着是私下谈成的;而绕过型出价里固然有很多遭到抵抗的案例,但绕过本身只是说「这笔要约没有事先和董事会谈过」。这个区分,是全文逻辑能站住的地基。

2 为什么董事会是关键:一条代理链

要理解收购方为什么要「读董事会」,得先把代理问题这条链捋顺。

故事的源头是 Jensen 和 Meckling (1976):所有权和控制权一旦分离,管理层的利益就未必和股东一致。而收购,恰恰是这种利益分歧被放到最大的一刻。文献早就发现,目标股东在收购公告时往往有巨大的财富增益(Andrade, Mitchell, and Stafford, 2001),而要约一旦失败,股价就回吐(Ruback, 1988)。可对管理层来说账完全不一样:收购成功,他们大概率丢掉薪酬、津贴和那些控制权带来的隐性好处。于是,股东想卖,管理层想守

这时候,董事会本该登场。按 Fama (1980) 和 Fama 与 Jensen (1983) 的经典论证,独立外部董事如果真的在履行监督职责,那么由外部人主导的董事会,就更可能做出符合「股东财富最大化」的决策。

接着,一个自然的问题是:怎么衡量一个董事会到底站在谁那边? 本文沿用了实证文献里的三把尺子:

但真正关键的一步,在于把这三把尺子和「出价形状」连起来。本文的核心逻辑是这样的:

如果目标董事会和管理层穿一条裤子(不独立、规模大、CEO 兼任董事长),那么走协议这条路就很可能谈崩——董事会要么开出离谱的高价,要么干脆把要约搅黄。于是,理性的收购方与其浪费时间谈判,不如一开始就绕过董事会,直接去敲股东的门。

这就是全文反复打磨的那一个核心:董事会越是「替管理层站岗」,收购方越倾向于选择绕过型出价。 后面所有的实证,都是在给这句话称重。

(关于「董事会是否真的在为股东把关」这件事,本博客还聊过一个反面案例——炒掉 CEO 的董事,事后到底是被市场奖励还是被惩罚,参见《炒掉 CEO,董事是英雄还是「帮凶」?》。)

3 识别策略:在一张横截面上读「形状」

说清楚机制,接下来就是怎么把它量出来。

本文的实证骨架并不复杂,它是一组横截面的离散选择与回归,把目标公司层面的董事会特征,去解释四个相互关联的结果:

  1. 出价的形式——协议 vs. 绕过(二元,用 logit/probit 类模型);
  2. 初始要约溢价(Offer Premium);
  3. 是否出现竞争性出价(competing bid);
  4. 收购是否成功,以及目标股东的财富增益

几个识别上的细节值得拎出来说:

溢价怎么算。 Offer Premium 定义为要约价格相对于要约前 20 个交易日股价的涨幅。约 70% 的样本是现金要约,定价直截了当;剩下 30% 涉及换股,作者用收购方股价和换股比例折算出价格。为了避免收购方股价波动「污染」结果,他们还用了前 10 天、前 15 天的价格做稳健性检验。

财富增益怎么拆。 沿用 Schwert (1996, 2000) 的做法,把整个收购溢价拆成两段:抢跑(Runup)加价(Markup)。Runup 是首次出价前两个月(交易日 (−42, −1))的累计市场调整超额收益——它捕捉的是「消息提前泄露」那部分;Markup 是首次出价后六个月(交易日 (0, 126))的累计超额收益——它捕捉的是出价之后真正落袋的那部分。两者都用市场模型估计,基准是 CRSP 等权指数,估计窗口取公告前 (−750, −501) 共 250 个交易日。

交互项是点睛之笔。 本文最巧的一个设计,是同时放进 Chair/CEO(CEO 兼任董事长)和一个交互项 Indep × Chair/CEO(董事会独立 CEO 兼任)。背后的直觉来自 McWilliams 和 Sen (1997)、Coles 和 Hesterly (2000) 等人的观点:单看 CEO 兼任,对公司治理其实没有清晰的好坏之分(Brickley, Coles, and Jarrell, 1997 也是这个结论)——因为别的治理机制(比如独立董事会)会去对冲兼任带来的负面效应。所以正确的问法不是「兼任好不好」,而是「兼任的危害,在董事会不独立时才真正显形」。交互项就是用来把这层条件性逼出来的。

Warning

这里必须诚实地标一个识别上的硬伤,作者自己也承认了:绕过型出价的分类,是基于新闻(道琼斯新闻检索 DJNRS)里披露的「首次公开出价」。一笔被归为「绕过」的要约,可能是收购方主动选择绕开董事会,也可能是「私下谈判先崩了、于是首次公开的要约才显得没谈过」。这两种解释在数据上很难分开。因此本文的结果有两种读法:要么是「董事会特征影响收购方何时选择非协议出价」,要么是「这些特征预示了管理层很可能会抵抗收购方的初步接触」。换句话说,因果方向并没有被钉死。

4 数据:436 笔收购,165 笔绕过

样本的搭建过程本身就藏着方法论的小心思。

成功的收购好找:作者从 1991 年 5 月的 Compustat 研究状态报告里,挑出 1991 年 1 月 1 日之前有并购删除代码的公司,再用道琼斯新闻检索(DJNRS)去补全细节。失败的收购难找——它们不会在数据库里留下「被删除」的痕迹。作者的办法是用 DJNRS 的文本检索,把「merger / acquisition / bid / offer」这些名词,和「reject / cancel / terminate / withdraw」这些表示失败的动词根,做各种组合去捞,硬是把那些半路夭折的收购也捞了回来。这一步很重要:只看成功样本会带来严重的幸存者偏差。

最终样本是 436 笔在纽交所和美交所交易的拟收购,其中 165 笔是绕过型出价。值得一提的是,这 165 笔绕过型出价里,只有 1 笔发生在 1990 年,5 笔在 1989 年,而 1988 年就有 23 笔——这和 Schwert (2000) 指出的「1991 年后非协议要约显著减少」是吻合的,所以样本天然集中在 1980 年代后期那波收购浪潮。

董事会数据来自目标公司在首次收购公告前最后一份代理声明(proxy statement),财务数据来自 Compustat(用公告前最后一个财年,以避免幸存者偏差),股价数据来自 CRSP,毒丸数据则借用了 Schwert (2000) 的库。作者也坦白,由于样本依赖 Compustat 和 DJNRS,它偏向大型上市公司——读结论时这一点不能忽略。

控制变量也下了功夫:收购方的事前持股(toehold,记为 Prior,Betton and Eckbo, 2000 发现它和溢价负相关)、内部人持股(Insider Holdings)、外部董事持股(Outsider Holdings)、非关联大股东持股(Block)、毒丸等反收购措施,悉数纳入。

5 主要结果:绕过,反而是好事

现在把那个核心结论摊开。

第一,关于「形状」。 收购方确实在「读董事会」。当目标公司董事会规模更大、或者 CEO 兼任董事长时,收购方更不愿意走协议这条路,而是更倾向于直接绕过——做出绕过型出价。这与第 2 节的代理逻辑严丝合缝:大董事会和「一人独大」的领导结构,都意味着董事会更难真正制衡管理层,谈判这条路因而更可能走不通。

第二,也是最反直觉的一点——绕过反而是好消息。 当 CEO 兼任董事长时,收购成功的概率更高;并且,采用合并领导结构的目标公司,其股东的总财富增益更高

这听起来有点拧巴:一人独大的「弱治理」公司,被收购的结果反倒对股东更好?但顺着本文的逻辑想,它其实自洽——正因为这类公司的董事会拦不住、谈不拢,收购方才会绕过它直接给股东开价,而直接面向股东的要约,把价值实现的主动权从管理层手里夺了回来,于是更容易成交、也更可能把溢价落到股东口袋里。董事会的「失效」,在收购这个特定场景里,意外地帮了股东一把。

第三,独立董事会的两副面孔。 当目标公司董事会独立时,结果反而是:目标更不容易拿到高溢价,要约也更不容易成功。这一条要小心解读。一方面,它和「独立董事提升股东价值」(Cotter, Shivdasani, and Zenner, 1997)似乎相左;另一方面,本文在概念框架里早就埋了伏笔——Kini, Kracaw, and Mian (1995) 发现成功收购往往伴随外部董事被裁撤,Harford (2003) 更直接地指出,在边际上,丢掉董事席位带来的收入损失,会把外部董事推向「抵抗收购」的方向,哪怕这笔收购符合股东利益。也就是说,独立董事并非铁板一块的「股东卫士」,他们也有自己的小算盘。这就是为什么本文对「收购成功 vs. 董事会独立性」干脆不给出明确的方向预测——理论本身就是含糊的。

(独立董事的私心如何写进收购,本博客也评过一篇专门拆解的文章,参见《权力天平倒过来那一年:股东话语权如何反手抬高了并购溢价》;而董事会的「价值」究竟该怎么量,可参见《董事会的「价值」,藏在一段慢慢平息的波动里》。)

6 文献脉络

把这条线索拉直了看,本文站在一条相当清晰的演进轨迹上。

源头是代理理论的两块基石:Jensen 和 Meckling (1976) 给出「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」的框架,Fama (1980) 与 Fama 和 Jensen (1983) 则进一步论证了董事会、尤其是外部董事,是化解这一冲突的内部机制

文献脉络时间线
文献脉络时间线(按发表年份排布;红色为本文)

到了 1990 年代,收购理论开始把「出价形式」当成内生选择来建模。Berkovitch 和 Khanna (1991) 提出,要约类型(合并 vs. 要约收购)取决于目标管理层的行为,而管理层行为又取决于他们的合约;Fishman (1988, 1989) 则从「先发制人的出价」角度,解释了高溢价和交易媒介的作用。真正把董事会塞进收购博弈的,是 Hirshleifer 和 Thakor (1994):他们指出,收购方一旦怀疑董事会与管理层结盟,反而会被「逼」出更高的报价,因为这样的董事会会索要一个高于股东保留价的溢价,去补偿管理层的个人损失。

与此同时,董事会本身的实证文献在快速积累:Yermack (1996) 证明小董事会更有效,Cotter, Shivdasani, and Zenner (1997) 证明独立董事提升要约收购中的目标股东收益,Brickley, Coles, and Jarrell (1997) 则给「CEO 兼任」泼了盆冷水——单看兼任,与业绩没有清晰关系。Schwert (2000) 把「敌意」收购的经济实质问号化,而 Harford (2003) 揭示了外部董事抵抗收购的私利动机。

本文 (2004) 恰好坐在这两条河的交汇处:它把「收购理论里的出价形式选择」和「董事会有效性的实证度量」第一次系统地拼在了一起,告诉我们——出价的形状,是收购方读完董事会之后的产物。

7 评论与延伸(Q&A + 研究方向)

(a) 几个可能的疑问

Q:「绕过型出价」和我们常说的「敌意收购」到底是不是一回事?

不是,这是本文最容易被误读的地方。敌意/善意说的是目标管理层的态度(欢迎还是抵抗),而协议/绕过说的是要约的程序形式(是否事先私下谈过)。一笔绕过型出价里确实包含大量遭抵抗的案例,但绕过的本质只是「没谈过就公开报价」,它也可能是收购方主动选择的高效路径。作者刻意用「绕过」而非「敌意」,正是为了把程序和态度分开。

Q:为什么「弱治理」(CEO 兼任)的公司被收购,结果反而对股东更好?这不矛盾吗?

关键在于路径替代。当董事会拦不住、谈不拢时,收购方绕过它直接面向股东开价,等于把价值实现的钥匙从可能「设租」的管理层手里抢了回来。所以更高的成功率和更高的股东增益,不是「弱治理本身好」,而是「弱治理触发了一种对股东更有利的出价形式」。

Q:独立董事会让溢价更低、成功率更低,这是不是说独立董事是坏事?

不能这么跳。独立董事既可能在为股东争取更高价(导致部分要约谈不拢、显得「不成功」),也可能因为怕丢席位而抵抗本该接受的要约(Harford, 2003)。这两种力量方向相反,数据里看到的是净效应,所以本文对这一项不做单向道德判断——它恰恰说明独立性是一把双刃剑。

Q:因果关系站得住吗?会不会是「爱抵抗的管理层」同时导致了绕过和低成功率?

这正是本文最大的软肋,作者自己也承认。绕过型出价的分类基于公开新闻,无法区分「收购方主动绕过」与「私下先谈崩、首次公开要约才显得没谈过」。所以严格说,本文识别的是相关性与方向一致性,而非干净的因果。把它当成「董事会特征是收购形式的强预测变量」来读,最稳妥。

Q:样本集中在 1980 年代后期,结论还适用今天吗?

要打个折扣。165 笔绕过型出价几乎全在 1991 年之前(1988 年一年就有 23 笔),而 Schwert (2000) 指出此后非协议要约显著减少。再加上样本偏向大型上市公司、剔除了受监管行业和双层股权公司,外推到当下的中小公司或新的治理环境时需谨慎。

Q:董事会规模和领导结构会不会本身就是内生的——「容易被收购的公司」恰好倾向于大董事会?

这是一个真实的隐忧。董事会结构并非随机分配,它可能与公司质量、行业、历史治理选择相关。本文用了一组控制变量(持股结构、毒丸、公司特征)来缓解,但没有外生冲击或工具变量,所以无法完全排除「董事会结构与被收购倾向同源于某个未观测因素」的可能。

(b) 几个可能的研究问题与提案

1. 用外生的治理冲击重做识别。 【经济故事】本文的死结是董事会结构内生。如果能找到一个外生改变董事会独立性或 CEO 兼任的冲击(如 2002 年 SOX、交易所上市规则对独立董事比例的强制要求),就能把「董事会→出价形式」的因果方向钉得更牢。 【可行性】中。SOX/上市规则提供了准自然实验和断点,BoardEx、ISS 等数据库可重建董事会面板。难点在于收购形式(协议 vs. 绕过)的细颗粒分类,需要回到 SEC 文件人工或用 NLP 辅助标注。

2. 把这套逻辑搬到公司债与信用市场。 【经济故事】收购的「形状」会重新分配股东与债权人之间的风险——绕过型出价往往伴随更高杠杆和更激进的接管。一个自然的问题是:目标公司的董事会结构,是否也预测了收购公告时债券持有人的财富变动? 弱治理公司被绕过后若成功,债权人是受益还是受损? 【可行性】中。TRACE(2002 年后)提供债券交易数据,可算公告窗口的债券异常收益;但本文样本主要在 1990 年代之前,债券数据稀薄,需要把研究窗口整体后移到 TRACE 时代重新取样。

3. 外资持有人作为「第三种监督者」。 【经济故事】本文把监督力量归结为董事会。但外资机构持有人——尤其是积极型外资——可能在收购中扮演独立于董事会的角色:他们既可能促成绕过(直接面向股东开价时更易被外资接受),也可能抬高保留价。当目标股东里外资占比更高时,收购形式和溢价会怎么变? 【可行性】中。Factset/13F 可识别机构与外资持股,跨国样本可用 Thomson SDC 并购库。识别上可借「指数纳入/可投资度变化」作为外资持股的外生变动来源。

4. 重新检验「绕过更成功」在当代是否仍成立。 【经济故事】1991 年后非协议要约大幅减少、毒丸与交错董事会普及,「绕过」的成本和收益都变了。本文的核心实证结论是否经得起 2000 年后样本的重做,本身就是一篇有价值的复制 + 更新研究。 【可行性】高。SDC + BoardEx + CRSP 即可,方法成熟,主要工作量在重新分类出价形式。

5. 把出价形式做成多期的「序贯博弈」而非横截面快照。 【经济故事】现实中收购方往往先试探、被拒、再公开,本文的横截面无法刻画这个动态。若能观测到「私下接触→失败→公开绕过」的完整序列,就能真正分开作者承认的那两种解释(主动绕过 vs. 谈崩后绕过)。 【可行性】低到中。需要 SEC 13D/要约文件里关于事前接触的披露,信息零散且不标准化,构建序贯样本成本很高,但一旦建成,识别价值极大。

我的判断

本文的贡献,是把一个被长期当作「黑箱」的环节——收购为什么以某种形式开场——和公司治理的实证文献接上了线。它给出的核心图景很优雅:收购方在报价前会先评估目标董事会的「成色」,董事会越像管理层的橡皮图章,收购方越倾向于绕过它直接面向股东,而这种绕过反而把更多价值还给了股东。 这个「弱治理 → 绕过 → 对股东更好」的链条,既反直觉又自洽,是文章最有嚼头的地方。

但识别上的担忧是实打实的。最大的问题是绕过型出价的分类依赖公开新闻,无法把「主动绕过」和「谈崩后绕过」分开,因果方向因此悬而未决;其次,董事会结构本身高度内生,缺乏外生冲击或工具变量;再加上样本集中在 1980 年代后期、偏向大公司,外部有效性需要打折。作者对这些都相当诚实,这是它作为一篇 RFS 文章的可贵之处——它把自己的边界讲清楚了。

如果让我接着往下看,我最想要三样东西:一个外生的治理冲击来锁死因果方向;一套序贯数据来分开那两种竞争性解释;以及一次当代样本的重做,看看在毒丸和交错董事会普及、非协议要约式微之后,「绕过更成功」这个结论是否还活着。在公司治理与并购的交叉口,这篇二十年前的文章提出的问题,至今没有被真正回答干净。

参考文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