把公司绑在一起,不是为了协同,而是为了「赖账」
本文读的是 Kim (2004,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):在一个高度依赖银行贷款、银行又分不清企业好坏的新兴市场里,「清算」本是银行用来筛掉烂公司的一把刀;而企业把彼此「捆」成一个大集团(chaebol),恰恰是为了把这把刀的刀刃磨钝——集团稀释了违约所携带的信息,让银行不敢清算、只能全额救助。于是哪怕集团本身拉低了公司价值,理性的、厌恶风险的企业仍会争相组团。
1 一个绕不开的悖论
先抛一个让人不太舒服的事实。
在发达经济体,多元化是「有罪」的。Lang 和 Stulz(1994)、Shin 和 Stulz(1998)、Rajan、Servaes 和 Zingales(2000)一路做下来,结论惊人地一致:高度多元化的公司,系统性地跑输专注型公司,市场给它们贴上一个「多元化折价(diversification discount)」。Scharfstein 和 Stein(2000)把原因归到内部资本市场的阴暗面——部门经理的寻租,逼着总部把钱补贴给烂部门。
到了新兴市场,故事似乎更糟。用七个亚洲新兴市场的样本,Lins 和 Servaes(2001)发现集团关联企业相对独立企业折价交易;Joh(2003)发现韩国集团企业的盈利能力低于独立公司;Bae、Kang 和 Kim(2002)用并购数据直接指证,韩国集团在「掏空(tunneling)」——把资源从上市公司搬向控股股东。
那么问题来了:如果集团既毁价值、又被掏空,为什么在这些市场里它们偏偏无处不在,甚至主导了整个私人部门?
这不是一个可以用「制度落后、企业愚蠢」糊弄过去的问题。韩国 30 大集团在 1990 年代初的交叉债务担保(cross-debt guarantees),就算剔除隐性形式也超过实收资本的 300%;韩国企业 1996 年的平均资产负债率高达 350%。这是一台精心搭起来、押上了全部身家的机器。能把身家压上去的人,多半不傻。
本文给出的答案,干净得近乎冷酷:组团不是为了把饼做大,而是为了在还不上钱的那天,更大概率地被银行「救」下来。 换句话说,集团是一件专门用来「赖账」、或者说最小化清算风险的装置。
2 舞台:一个分不清好坏的银行
要让这个故事成立,需要一个非常具体的制度环境,而作者把它压缩进了一个两期(\(t=1,2\))的异质性主体模型里。
经济体里有一连续的、厌恶风险的企业家,每人独资经营一家公司(这样就刻意绕开了控股股东与小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——本文不讲掏空)。公司用线性技术生产:
$$y_t = A_t\,k_t,$$
其中 \(k_t\) 是投入的资本,\(A_t\) 是公司特有的生产率冲击。公司分两类——好公司(高平均生产率)和坏公司(低平均生产率),区别只在拿到正向冲击的概率:
$$ A_t=\begin{cases}A & \text{with prob } p\\[2pt] 0 & \text{with prob } 1-p\end{cases}\ (\text{good}), \qquad A_t=\begin{cases}A & \text{with prob } \delta\\[2pt] 0 & \text{with prob } 1-\delta\end{cases}\ (\text{bad}),\qquad \delta
注意这里唯一的差别:好公司更可能(概率 \(p\))拿到那个正向冲击 \(A\),坏公司只有更小的概率 \(\delta\)。一旦拿到,冲击的大小是一样的(都是 \(A\))。这个看似不起眼的设定,是整篇文章的命门——因为它意味着:即便生产率实现了,光看一家公司的产出,也无法断定它是好是坏。 好坏的信息,永远是概率性的,永远蒙着一层雾。
更要命的是银行。模型假设的是「弱银行」:它没有能力直接观测任何一家公司的产出,更分不清谁是好谁是坏。它能看见的,只有一件事——按照债务合约,每家公司要在第一期末偿付一个事先约定的金额 \(d\);银行只能观察到谁还上了 \(d\)、谁没还上(即「违约」)。Bolton 和 Scharfstein(1996)把这种还不上钱的违约叫做「流动性违约(liquidity default)」,本文有意不引入「战略性违约」,就是要把焦点死死钉在清算如何改变资本的质量构成上。
违约之后,按照债务的不完全契约理论(Hart, 1995;Hart and Moore, 1994;Townsend, 1979),公司资产(资本 \(k\))的控制权转移给银行。这时银行手里有两张牌:
- 救助(bailout):再借给它 \(d\),让它把这一期的钱还上——这本质上就是展期,是不要求失败企业偿付 \(d\)。(关于「展期—续贷」如何把债权人变成人质,可参见《欠你一千万的人,其实是债主的「人质」》。)
- 清算(liquidation):把它做掉。但清算有代价——若清算 \(k\) 的资本,清算后的价值只剩 \(L=lk\),其中 \(l\in(0,1)\)。\(l\) 越小,清算越亏。
银行要决定的,就是对违约的独立公司救助多大比例 \(f\)(清算 \(1-f\)),以及对违约的集团救助多大比例 \(f_C\)。
3 关键一步:清算,其实是一台「筛选机」
现在进入全文的引擎。
对一家独立公司而言,违约意味着它这一期拿到了 \(0\) 冲击。那么,违约这件事本身,泄露了多少信息?
银行会做一次贝叶斯更新。设初始时好公司占比 \(x\),坏公司占比 \(1-x\)。好公司违约(拿 \(0\))的概率是 \(1-p\),坏公司违约的概率是 \(1-\delta\)。于是,「一家公司在违约的前提下、它是坏公司」的后验概率为:
这条式子的直觉,一句话就能说清:因为 \(\delta
1-p\)——坏公司更爱违约。于是在违约者这个池子里,坏公司的比例高于它在总体中的比例 \(1-x\)。违约,是一个会「往坏里偏」的信号。
这就给了银行清算的理由。清算虽然亏掉了 \((1-l)k\),但它把回收的资本从一群「成色偏差」的违约者手里抽走、转给将来从更干净的池子里抽出的新公司去经营,从而抬高了未来的资本生产率与产出。这正是 Caballero 和 Hammour(1994)讲的「衰退的清洗效应(cleansing effect)」在微观层面的翻版。当违约者里坏公司的浓度足够高时,这份「提纯」的收益压过了清算的成本,银行的最优策略就是「零救助 / 全清算」。
把这一节读懂,后面就全通了:在这个模型里,清算不是惩罚,而是筛选。银行用「敢不敢救你」当作一把刀,把成色差的公司从经济体里剔出去。问题只剩一个——怎么让这把刀砍不动自己?
4 反转:把信息「兑水」,刀就砍不下去了
答案是:组团。
集团的核心功能,被作者抽象成一件事——交叉债务担保。按照这份契约,第一期拿到好冲击的成员,有义务去筹钱,替那些拿到坏冲击的成员把债还上。能签这份契约的前提是「家族(family)」内部信息可观测、合约可零成本执行(靠家族内部的惩罚,比如逐出宗族)。所以模型里有 \(n\) 个家族,每个家族是一段测度为 \(q\) 的连续主体;剩下测度 \(1-nq\) 的企业家无所归属,只能当独立公司。
现在看银行眼里的世界发生了什么变化。
对一个集团整体来说,由于成员之间相互兜底,在交叉担保契约下,所有成员可以一起违约、也可以一起不违约,而这与单个成员到底拿没拿到正向冲击脱钩了。在没有任何信息披露法规的环境里(本文专门假设新兴市场的披露制度孱弱——韩国在 1997 危机前甚至不要求集团编制抵销内部交易后的合并报表,大宇集团崩盘后被查出的隐藏亏空高达 $40 billion),银行只能看见「这个集团违约了」,却完全无法把违约归因到哪一家成员头上。
于是,那条放大坏公司的后验公式失灵了。一个由总体里随机抽出的好坏公司混成的集团,它的成色就是总体的平均成色——而不是「违约者池子」那种被往坏里偏的成色。混在一起之后,这一整团公司「还没烂到值得清算」,提纯的收益不再压过清算的成本。银行对集团的最优策略,从「全清算」翻转成了「全额救助」。
这就是全文最漂亮的一步:集团没有让坏公司变好,它只是让银行看不清谁好谁坏。 信息被兑了水,筛选机就转不动了。
5 再反转:于是人人都要赖在一起
把前两步连起来,第三步几乎是自动发生的。
企业家是有理性预期的:他们算得到违约的集团会被全额救助,而违约的独立公司会被清算。既然如此,一家厌恶风险的公司,哪怕自知(或将来可能)是好公司,也有强烈的动机去加入一个集团——不是为了协同,而是为了买一份「免清算」的保险。作者把这叫做「信息稀释(information-diluting)」或「噪声信号(noise-signaling)」策略:通过组团,单个公司主动把自己违约时本会泄露的信息搅浑,从而压低银行清算自己的动机。
这恰恰解释了一个在新兴市场被反复观察到的事实——大集团被救助的频率,远高于独立公司。Hahm 等(1998)就发现,在韩国,可能导致破产的流动性约束,对非集团企业要比对集团企业严苛得多。
但这里藏着一个典型的道德风险(moral hazard)与合成谬误:对单个公司理性的事,对整个经济是灾难。当人人都躲进集团,银行就再也无法通过清算来改善企业部门的质量构成(也就无法抬高全社会的平均资本生产率)。模型由此给出一个不太讨喜的结论——有集团的均衡,GDP 更低,且整体是次优(suboptimal)的。 这与韩国集团盈利能力低于独立公司的证据(Joh, 2003;Bae et al., 2002)对得上,也正好解释了为什么 IMF 援助计划下的危机后改革,会把「严格限制交叉债务担保与交叉持股」列为核心。
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:在 IMF 压力下,韩国 30 大集团把交叉债务担保从 1996 年实收资本的 55.9% 砍到 1999 年的 9.7%;但与此同时,它们把交叉持股从 33.3% 抬到了 44.1%。按了葫芦起了瓢——因为在本文的逻辑里,交叉持股和交叉担保起的是同一个作用:消除被清算的风险。改革若只盯着担保的形式,就会被实质悄悄绕过。
关于「集团内部的资源到底流向了哪里」,把集团拆开来看是更直接的检验,可参见《拆开来看,钱才流到对的地方》;而集团这种结构在资产定价上的另一面,则可见《被「保护」起来的核心公司,为什么反而更便宜?》。
6 文献脉络
把这条线索拉直,本文站在两股潮流的交汇处。
第一股,是债务的不完全契约理论。Townsend(1979)的「代价高昂的状态核查」、Bolton 和 Scharfstein(1990, 1996)关于代理与债权人数目的工作、以及 Hart 和 Moore(1994)、Hart(1995)——它们共同确立了一件事:违约时控制权转移给债权人,债权人在「救」与「清算」之间的取舍,是债务合约的核心。本文把这个取舍,从单个借款人放大到了「集团 vs 独立公司」的层面。
第二股,是多元化与企业集团的实证文献。发达市场这边,Lang 和 Stulz(1994)、Shin 和 Stulz(1998)、Rajan 等(2000)记录了多元化折价,Scharfstein 和 Stein(2000)给出内部资本市场的代理解释。新兴市场这边,Khanna 和 Palepu(2000)发现印度集团的内部资本市场替代了缺失的金融市场(关联企业反而跑赢),而 Mitton(2002)、Lins 和 Servaes(2001)、Joh(2003)、Bae 等(2002)则普遍发现集团侵蚀了价值;Johnson 等(2000b)把这种资源外流命名为「掏空」。
理论这一侧几乎是空白的。Wolfenzon(1999)建了金字塔式集团的模型,但焦点是控股股东对小股东的剥夺——一个更适合股权融资主导的经济体的故事。本文的位置,正是填上这块空白:在一个银行贷款主导的世界里,第一次把「银行的救助决策」与「企业的组团决策」放进同一个均衡里互相决定。
7 评论与延伸(Q&A + 研究方向)
(a)几个可能的疑问
Q:这和「掏空」、和内部资本市场的故事,到底差在哪?
差在驱动力的来源。掏空讲的是集团内部、控股股东 vs 小股东的代理冲突,本质是股权世界的问题;本文则刻意让每个企业家独资经营、关掉这个渠道,把驱动力完全放到企业 vs 银行这条借贷关系上。集团的价值不来自内部资本配置,而来自它对银行救助决策的操纵。这是一个「债权人侧」的集团理论,而非「股东侧」的。
Q:把「清算」说成筛选好公司的工具,可信吗?
在模型的逻辑里是自洽的:因为 \(\delta
Q:结论里最反直觉的是哪一点?
是「价值毁灭」和「普遍存在」可以并存。一般直觉是:毁价值的结构会被市场淘汰。但本文说明,当组团能换来一份「免清算保险」时,对单个厌恶风险的企业而言加入集团是理性的,哪怕它把整个经济的产出拖低。私人理性与社会次优,在这里并不矛盾。
Q:模型怎么保证「集团会全额获救、独立公司会被清算」,而不是反过来?
关键是信息含量的差异。独立公司的违约是个「会往坏里偏」的信号(后验坏公司比例 > 总体),银行有动机清算去提纯;集团的违约因为交叉担保而与个体成色脱钩,银行看到的只是「总体平均成色」的一团,没烂到值得承担清算成本。临界点由 \(p,\delta,x,l\) 共同决定——参数变了,结论是可以反转的,这也是模型的可证伪之处。
Q:为什么强调「企业家厌恶风险」?银行是风险中性吗?
企业家厌恶风险,是「买保险」动机的来源——清算意味着失去一切,厌恶风险的人愿意为降低这个尾部风险付费(组团)。银行则被设定为能充分分散风险、最大化期望收益 \(V\),所以它的决策是冷冰冰的成本收益比较。两种风险态度的搭配,正是「企业想躲清算、银行想做筛选」这对张力的根。
Q:这个故事只适用于韩国 chaebol 吗?
模型的三个支柱——重度依赖银行贷款、银行难辨好坏、信息披露法规孱弱——在很多弱投资者保护的新兴经济体都成立。韩国只是支柱最齐全、数据最戏剧化的案例(350% 的负债率、$40 billion 的隐藏亏空)。只要这三条在,逻辑就可移植。
(b)几个可能的研究问题与提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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隐性担保的「集团溢价」能不能在债券利差里量出来? 【经济故事】本文预测集团成员享有更高的获救概率——这等价于一份隐性的政府/银行担保。如果市场相信它,集团关联发行人的信用利差,应当系统性地低于同等基本面的独立发行人。 【可行性】高。在有公司债二级市场的新兴经济体(中国、韩国、印度),用集团关联作为处理变量,控制评级、久期、行业,看利差差异;进一步用一次「打破刚兑」的政策冲击做事件研究。(与《「刚兑」是原罪,还是次优解?》的中国影子银行证据天然呼应。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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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革「交叉担保」是否真的被「交叉持股」抵消了? 【经济故事】本文明确指出二者可替代。韩国 1996→1999 的数据(担保 55.9%→9.7%、持股 33.3%→44.1%)像是一个现成的反例。 【可行性】中。需要集团层面的交叉担保与交叉持股面板。识别上可借力 IMF 改革这一外生冲击做双重差分 (difference-in-differences, DiD),检验「担保下降」是否被「持股上升」逐一对冲。难点是数据可得性与隐性形式的测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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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资银行进入,会不会削弱集团的「信息稀释」优势? 【经济故事】本文的弱银行假设是引擎。若引入有甄别能力的外资银行,集团兑水信息的收益应当下降,独立公司被清算的概率随之回落——这是一个可检验的比较静态。 【可行性】中。用一国银行业对外开放的时点做准自然实验,看集团相对独立公司的违约后续命率(获救概率)是否收敛。需要贷款层面的违约与处置数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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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组团换救助」对实体配置的代价有多大? 【经济故事】模型预言有集团的均衡 GDP 更低,因为资本配置无法被提纯。这是一个总量命题,值得拿到资本错配(misallocation)的框架里量化。 【可行性】中。用企业层面 TFP 离散度衡量错配,比较集团密度高/低的地区或时期,识别上较难剥离反向因果,但可作为模型校准 (calibration) 的目标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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把厌恶风险的「企业家保险动机」直接验出来。 【经济故事】本文把组团动机归到风险厌恶。如果属实,越是现金流波动大、尾部风险高的企业,越有动机加入集团。 【可行性】中低。需要企业入团决策的时间维度数据与现金流波动度量;入团本身的内生性是主要障碍,可考虑用家族/社会网络(本文的 family 设定)作为入团成本的工具变量。
8 我的判断
这是一篇「以小搏大」的理论文章。它的贡献不在数学的繁复,而在把一个被讲滥了的现象,换了一个根本不同的因果引擎:当所有人都在用「内部资本市场」和「掏空」解释企业集团时,本文说——在银行主导的弱制度经济体里,集团首先是一件操纵银行救助决策的金融装置。一旦接受「清算 = 筛选」这个视角,「集团毁价值却又遍地都是」的悖论就迎刃而解。这个角度的原创性,是它能发在 JFE 的根本原因。
对它的保留,主要在识别——但这是一篇纯理论文章,所谓识别的担忧其实是对关键假设的担忧。最吃紧的两条是:其一,「正向冲击大小对好坏公司完全相同(\(A_t=A\))」这个让信息永远蒙雾的设定,是结论的命门,也最像是为结论量身定做;现实中好公司的正向冲击往往更大,雾会薄一些,筛选机也就没那么容易被兑水废掉。其二,银行被设成被动的信息接受者,既不能定制甄别集团的合约、也不会因为预期到组团而事前调整贷款条款——而模型自己在时序假设里其实触到了这个问题(银行放贷在组团决策之前)。把银行变成一个会反制的策略玩家,结论能不能扛住,是我最想看到的下一步。
我更想看到的,是把这套逻辑搬到可测量的信用市场里去:集团成员的债券利差里,到底有没有藏着这份隐性救助保险?「打破刚兑」的政策冲击,会不会让这份保险一夜贬值、把集团折价从估值里逼出来?这恰恰是把一个 2004 年的理论,接到今天新兴市场信用风险研究上的那根线。
参考文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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