把「门槛」抬高,是为了在谈判桌上赢回来——重新理解企业为何固守过高的内部收益率
本文读的是 Barry, Carlin, Crane & Graham (2026,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):CFO 们普遍把投资的「门槛收益率(hurdle rate)」定在远高于资本成本的位置——平均高出 6.6 个百分点。教科书说这会让公司错过正 NPV 的项目、白白「把钱留在桌上」。但这篇论文反过来论证:正因为这个被抬高的门槛是一种可信承诺(commitment),它在公司与交易对手谈判时反而能多分到一块蛋糕;这块议价收益往往足以盖过错过项目的损失,从而保住甚至提升了公司价值。
1 一个困扰了三十年的悖论
先抛一个让任何学过公司金融第一课的人都会皱眉的事实。
教科书是这么教的:一个项目值不值得做,看它的 NPV(净现值)是否为正;而 NPV 用什么贴现?用公司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(weighted average cost of capital, WACC)。逻辑干净利落——只要项目回报率超过 WACC,就该做;用任何高于 WACC 的「门槛」去筛项目,都会错杀一批本该赚钱的正 NPV 项目,是在主动毁灭价值。
可现实呢?现实是几乎所有人都在「犯错」,而且犯了几十年。
这篇论文用六轮 CFO 调查(Duke 大学主持,跨越 2011 到 2022)给出了一组扎实的数字:78% 的公司使用了高于资本成本的门槛收益率;在这些公司里,平均的门槛缓冲(hurdle rate buffer)高达 6.6 个百分点。具体到水平上,有缓冲的公司平均门槛率是 14.73%,而它们自报的 WACC 只有 8.15%——门槛几乎是资本成本的一倍。更要命的是,这个缺口并不随利率环境变化而消失,往前追溯到 1980 年代,它稳定得惊人。
如果这真是个错误,那它就是一个被无数受过良好训练的财务高管、跨越三十年、反复犯下的同一个错误。这就太可疑了。
这个缺口有多贵?论文算了一笔账:在永续现金流的设定下,每一块钱的永续现金流,用 14.73% 的门槛贴现只值 $6.79,而用 8.15% 的资本成本贴现值 $12.27。也就是说,单看资本预算这一环,抬高门槛意味着把项目价值砍掉了约 45%。代价不可谓不大。
代价这么大,行为却这么顽固。首先要问的,自然是:这到底是不是一个错误?
过去几十年里,文献给出过一长串「这不是错误,而是有苦衷」的解释——融资约束、特质性风险、对真实资本成本的不确定、企业内部的代理问题、经理人时间精力有限、实物期权……每一种都能解释「为什么门槛会被抬高」。但接着,一个更自然的问题是:就算抬高有这样那样的理由,抬高之后呢?公司错过了那些回报率介于 WACC 和门槛之间的「中等正 NPV」项目,价值真的就这样漏掉了吗?
这篇论文真正不一样的地方,正是在这里给出了一个反转。
2 真正关键的一步:把门槛当成谈判桌上的「自缚双手」
真正关键的一步在于,作者们指出了一个被教科书悄悄抹掉的区别:项目评估(project evaluation) 不等于 项目开发(project development)。
教科书里的资本预算是「项目评估」:投入成本 \(C_0\) 是外生给定的,你只需要拿回报率去和门槛比大小。但真实世界里的投资是「项目开发」——成本本身是谈出来的。要建一座新厂,你得买地;地的价格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固定数字,而是你的经理人和地主讨价还价的结果。投资成本在项目开发中是内生的。
一旦成本可以谈,那么「你愿意出多高的价」就直接取决于「你的底线在哪里」。而这,恰恰是门槛收益率可以做文章的地方。
设想一家公司把门槛率定在 14.73%,并且——这是承诺机制的核心——这个门槛是由 CFO(总部)自上而下下达的,一线经理人不加质疑地接受、把它当成不可逾越的红线。论文的调查证据显示,门槛率在 96.2% 的公司里都由高层管理者设定,中层经理人参与设定的只占 3.8%;而且它在公司内部高度黏滞、代代相传,久而久之就成了员工眼中「神圣不可侵犯」的基准。
于是奇妙的事情发生了:当经理人带着「回报必须超过 14.73%」这条铁律去和地主谈判时,他不是不想成交,而是不能接受一个会让回报跌破门槛的价格。这等于公司当着对手的面把自己的手绑了起来——「我开的这个价,不是我小气,是我们公司的规矩,我做不了主」。对手心里清楚,再磨也磨不出更高的价,只能让步。
这就是 谢林(Schelling, 1956)那个著名的谈判洞见:在讨价还价中,主动削弱自己的选择权,反而能增强自己的力量。把决策权委托给一个「无法再让步」的代理人(delegated bargaining),是一种可信承诺。门槛收益率,就是企业内部最常见、最廉价、也最不起眼的一种承诺装置。
论文反复强调一个让人安心的点:这个故事不要求门槛是出于「战略性谈判」动机才被抬高的。哪怕公司纯粹是因为融资约束、特质风险这些「非战略」的传统理由把门槛抬上去,只要门槛被当成红线遵守,它就顺带带来了议价好处。所以这篇论文不是来和已有解释打擂台、抢「再添一种理由」的位子;它是说——无论你为什么抬高门槛,抬高这件事本身在谈判桌上有它独立的回报。这也顺势解释了为什么缓冲能如此顽固地长期存在。
然后,顺着这个核心idea往下推,会得到一串可以拿数据检验的预测。论文沿三条线一一验证。
3 识别策略与数据:三套互补的证据
要给「门槛缓冲 = 议价承诺」这个故事找证据,难点在于:议价能力和谈判结果都不好观测。作者用了三套数据,各自补上一块拼图。
第一套:CFO 调查。 六轮 Duke CFO 调查(2011q1、2012q2、2017q2、2017q3、2019q1、2022q2)直接问 CFO 两个数:你公司的 WACC 是多少?你公司的门槛率是多少?两者之差就是缓冲。调查的好处是直接从财务一把手口中拿到精确定义的变量,不必像市场数据那样去推断或近似。全样本里门槛率均值 13.88%、WACC 均值 8.77%,缓冲约 5 个百分点。
第二套:并购(M&A)交易数据。 为什么并购是理想试验场?因为在并购里,议价能力是核心(Ahern, 2012),而且我们既能看到谈判结果(溢价、宣告收益),又能看到谈判时用的门槛率——后者可以从交易的公平意见书(fairness opinion)里披露的贴现率数据中读出来,Dessaint 等(2021)已经证明这个贴现率可靠地度量了收购方的门槛率。
第三套:供应商—客户关系数据(FactSet Revere)+ Compustat。 用上下游关系构造公司相对于交易对手的事前议价优势度量,再用 Compustat 算出公司投资资本回报率(return on invested capital, ROIC)作为「已实现回报」的代理。单位观测是公司(部分分析下到公司—年)。
接下来逐条看结果。
4 主要结果:从黏滞的门槛,到并购桌上的真金白银
4.1 门槛是黏的,而且回报会「贴着门槛」分布
承诺机制要成立,第一前提是门槛得稳。论文先用一张图把「门槛黏滞」钉死:把当期门槛率对滞后门槛率做分箱散点回归(控制 beta 波动率、销售波动率,以及行业、年份、规模固定效应),斜率约为 0.84。也就是说,去年的门槛能解释今年门槛的绝大部分——它几乎是公司的一个固定特征。

Figure 3: explores the degree of persistence in our data. Analyzing
承诺成立的第二个、也是更巧妙的证据,藏在已实现回报的分布形状里。如果门槛真的主导着项目开发,那些回报率「刚好卡在门槛附近、甚至略低于门槛」的边缘项目,经理人就有强烈动机去把它们「推过线」——通过在投入成本上多砍一刀(也就是本文的议价机制),或者别的方式。结果应该是什么?是已实现回报的分布会在门槛正上方堆出一团多余的质量(excess mass),而门槛正下方则被掏空。
论文用 ROIC 减去对应门槛后的「超额 ROIC」密度图证实了这一点:质量从门槛正下方被搬到了门槛正上方,分布在零(即恰好达到门槛)的右侧出现可见的聚集。这是一种典型的「达标或超标(meet or beat)」行为——和盈余管理里企业拼命让 EPS 刚好达到分析师预期是同一种心理。

Figure 4: displays the density of excess ROIC centered at zero. The
这张图的说服力在于:它把一个原本只在 CFO 嘴里的「门槛」,和会计上真实发生的回报分布对上了号。门槛不是写在 PPT 上的摆设,它实实在在地塑造了公司最终交出的成绩单。
4.2 并购桌上:用了缓冲的收购方,少付了溢价、多赚了收益
这是全文最硬的一组结果,因为它直接对应「议价」。
把并购交易里收购方用的门槛缓冲,和谈判结果放在一起回归,论文发现:
- 缓冲越大,支付给目标方的溢价显著越低——统计上显著为负。这正是「绑住手反而压低了对手要价」的直接体现。
- 缓冲越大,收购方的累计异常收益(cumulative abnormal return, CAR)显著越高;目标方 CAR 则为负(但不显著)。
- 关键的反证:收购方+目标方的合并 CAR 与缓冲无关。
最后这一条至关重要,值得停下来品一品。如果用缓冲的收购方只是碰巧挑中了协同效应更好的标的,那合并 CAR(衡量交易创造的总价值)应该随缓冲上升。但它没动。这说明缓冲带来的收益不是把蛋糕做大,而是把同样大的蛋糕里收购方那一块切得更大——这恰恰是「更强的议价」而非「更好的项目」的指纹。
4.3 横截面:本来就强势的公司,反而不爱用缓冲
模型还有一个微妙的、甚至有点反直觉的预测:如果一家公司在和上下游谈判时本来就占据强势地位,它就没那么需要靠抬高门槛来人为制造议价优势——边际收益递减。
用 FactSet Revere 的供应商—客户关系数据构造事前议价优势后,论文确认:缓冲的使用与公司相对于 (1) 供应商、(2) 客户、(3) 供应商—客户相对加价(markup)的事前议价优势负相关。而且——这是漂亮的安慰剂式检验——这种负相关在最可能需要谈判的资产类别(比如不易再配置、redeployability 低的资产)里最强。越是需要讨价还价的地方,门槛缓冲这件「武器」越管用,公司也越会用它。
5 理论模型:被委托的谈判,与那一笔价值的取舍
这篇论文有一个完整的委托谈判(delegated bargaining)模型,支撑起前面所有的实证预测。这里把它的逻辑骨架一步步讲清楚。
设定。 组织结构是分权的:CFO(总部)负责上报门槛率,经理人负责开发项目、并与交易对手就投入成本讨价还价。经理人把 CFO 下达的门槛当成不可renegotiate的硬约束——这正是 Jones (1989)、Fershtman 等 (1991)、Segendorff (1998) 那一类「可观测的委托契约能改变谈判均衡」的结构。
核心机制与一个反转。 在经典的 Rubinstein (1982) 序贯谈判模型里,一方的贴现率越高(越「等不及」),它分到的剩余越少——急着成交的人吃亏。本文的直觉恰好相反:把门槛(可类比为一个被抬高的内部贴现率)调高,会抬高这一方被对手感知到的「走开价值(walkaway value)」,因为它的外部选项显得更值钱了。于是对手必须让步,这一方分到的剩余反而更多。门槛在这里不是「不耐烦」,而是「我有更好的别处可去」的可信信号。
那笔取舍。 但抬高门槛不是免费的午餐。门槛越高,公司就会放弃越多回报率介于 WACC 和门槛之间的「中等正 NPV」项目——这是放弃项目的损失。模型的核心结论,是一个均衡的权衡:
$$\underbrace{\text{Gains from greater bargaining power}}_{\text{more surplus on deals you } \textit{do} \text{ make}} \;\;\gtrless\;\; \underbrace{\text{Losses from forgone moderate-NPV projects}}_{\text{deals you } \textit{don't} \text{ make}}$$
只要左边盖过右边,抬高门槛在净额上就创造价值;门槛缓冲也因此能在均衡中长期持续。论文的命题表明,对相当大的参数区间,这个不等式确实朝左边倾斜。
要把「放弃项目的代价」量化,最透明的就是论文用的永续现金流估值。把同一块永续现金流分别用门槛率和资本成本贴现,价值的鸿沟一目了然:
a1 | 用被抬高的门槛率 14.73% 贴现一块钱永续现金流,只值 $6.79 a2 | 用真实资本成本 WACC 8.15% 贴现同一笔现金流,值 $12.27 a3 | 两者之差让项目估值缩水约 45%——这正是抬高门槛在「项目评估」一侧付出的代价,必须靠「项目开发」一侧的议价收益赚回来
这条不等式,把全篇的张力压缩成了一个数字游戏:左边是看得见的、教科书痛心疾首的 45% 价值流失;右边是看不见的、却在并购溢价和 ROIC 分布里留下指纹的议价收益。论文的全部工作,就是论证右边并不小,甚至常常更大。
(顺带一提,这一整套「该用什么贴现率」的争论,本身就是资产定价的中心议题之一——关于贴现率为何如此重要,可参见《贴现率:资产定价的中心议题》。)
6 文献脉络:从「门槛之谜」到「门槛之用」
把这篇论文放回它生长的脉络里,会看得更清楚。
最早,门槛率高于资本成本这件事就被发现了。Poterba 和 Summers (1995) 调查了 Fortune 1000 的 CEO,发现门槛率常常既高于股东的平均回报率、也高于债务成本——「门槛之谜」由此立案。
接着,文献开始为这个谜「找苦衷」。Harris 和 Raviv (1996) 从内部资本配置的代理问题出发,论证总部抬高门槛是为了对冲过度乐观或想「做大摊子」的经理人;他们随后 (1998) 进一步讨论资本预算中的委托问题。Chen 和 Jiang (2004) 证明,即便没有信息不对称,只要经理人需要付出不可契约化的努力去收集信息,门槛也会被抬高。McDonald (2000) 则给出一个很不一样的、和价值挂钩的机制:抬高的门槛是近似求解实物期权的一条经验法则——本文在文献里最像的「前辈」,正是 McDonald,因为他也认为缓冲可能是有益的,只不过机制完全不同。
然后,更晚近的工作把谜做得更精细。Jagannathan 等 (2016) 用调查数据指出缓冲源于经理人/资源约束,并量化了门槛与 WACC 的楔子;Décaire (2024) 把缓冲归因于特质性风险;Bessembinder 和 Décaire (2021) 说贴现率的不确定会高估 NPV;Gormsen 和 Huber (2025) 用财报电话会议披露的贴现率,记录了门槛与资本成本之间随时间变化的楔子,并发现缓冲和投资负相关。
这篇论文所处的位置,是在这条「为缓冲找理由」的长链条之后,换了个问题:不再追问「为什么抬高」,而是问「抬高之后,在谈判桌上发生了什么」。它把谢林(Schelling, 1956)和 Rubinstein (1982) 的谈判理论,嫁接到资本预算这件最日常的公司财务实践上,于是「门槛之谜」变成了「门槛之用」。
7 评论与延伸(Q&A + 研究方向)
(a) 几个可能的疑问
Q:这套故事会不会只是把「公司本来就强势」反过来讲了一遍?强势公司谈判赢,跟门槛有什么关系?
恰恰相反,论文的横截面证据是反着来的:事前越强势的公司越不用缓冲。如果只是「强者恒强」,我们会看到强势和高缓冲同时出现;而数据显示二者负相关。这说明缓冲是给那些议价不占优、需要人为制造承诺的公司用的工具,而不是强势本身的副产品。
Q:并购里收购方少付溢价,会不会只是它们运气好、挑中了协同更差但要价更低的烂标的?
这正是「合并 CAR 与缓冲无关」这一条要排除的。如果是挑中了不同质量的标的,交易创造的总价值(合并 CAR)应该随缓冲变化。它没变,说明蛋糕一样大,只是收购方切走的份额更大——是议价,不是选标的。
Q:ROIC 在门槛正上方堆积,会不会是盈余管理或会计操纵,而非真实的「谈判压成本」?
论文也承认 ROIC 是公司所有项目的加总、并非项目级回报,这是它诚实标注的局限。但这团聚集与「达标或超标」的承诺机制一致,且与门槛黏滞、并购议价两条独立证据相互印证。是不是纯靠会计做出来的,确实值得未来用项目级数据进一步分辨——这也是它留下的口子。
Q:教科书真的「错」了吗?45% 的估值缩水是实打实的损失啊。
论文没有说教科书的算术错,而是说教科书的适用范围被默认得太宽了。当投入成本外生(纯项目评估),抬高门槛确实毁价值;可一旦成本是谈出来的(项目开发),门槛就多了一重谈判功能。
45%的缩水是真损失,但它要和被它换来的议价收益net一下,才是公司真正关心的那个数。
Q:为什么是 CFO 自上而下定门槛、而不是让最懂项目的一线经理人来定?这不浪费信息吗?
「浪费信息」恰恰是承诺的代价,也是它之所以可信的来源。如果一线经理人能随项目灵活调门槛,对手就知道这条线是可以磨的,承诺就不可信了。门槛之所以「神圣不可侵犯」、有谈判力,正因为它被刻意地从一线手里拿走、变得僵硬——黏滞和「不讲道理」是 feature,不是 bug。
Q:这和「沉没成本」「实物期权」那些解释到底是竞争还是互补?
论文把话说得很清楚:是互补,不是竞争。它不否认融资约束、特质风险、实物期权(McDonald, 2000)等任何传统理由把门槛抬上去;它只是补上了「抬上去之后,谈判桌上还有一笔额外回报」这一层,从而解释了为什么这么贵的缓冲能几十年不倒。
(b) 几个可能的研究问题与提案
提案一:门槛缓冲与公司债发行的「议价」。 【经济故事】债券发行(尤其是私募、银团贷款)本质也是一场议价:发行人、承销商、投资者三方就票面利率和条款讨价还价。如果公司能用某种「内部红线」承诺(比如对融资成本设上限),它会不会在和投资者谈条款时压低利差?门槛缓冲的逻辑可以平移到信用市场的负债端。 【可行性】中。需要把 CFO 调查的门槛/缓冲数据,与 Mergent FISD 的债券发行条款、二级市场利差对接;识别难点在于门槛与发行时机内生,可考虑用行业—年份层面的门槛黏滞作为相对外生的变异来源。doable 但样本匹配是瓶颈。
提案二:外资持有人与议价承诺的互动。 【经济故事】当公司的边际投资者是外资(信息劣势、协调成本更高)时,公司「自缚双手」的承诺对外资交易对手是否更有效、还是因为外资不熟悉这套规矩而失效?这关系到外资持有结构如何改变公司的谈判地位。 【可行性】中偏低。需要把门槛缓冲与 FactSet/13F 的外资持有比例、以及跨境并购样本结合。识别上较难,外资持有本身和公司治理高度内生,可能需要指数纳入这类外生冲击作为工具。诚实地说,是个有意思但不容易做干净的方向。
提案三:门槛黏滞与流动性冲击下的投资扭曲。
【经济故事】门槛是黏的(斜率 0.84),那么当资本成本因流动性冲击骤降时,黏滞的门槛会让缓冲被动放大,公司错杀的项目更多。这能不能解释货币宽松向实体投资传导的「钝化」?把本文的黏滞和 Gormsen-Huber (2025) 的时变楔子接起来很自然。
【可行性】高。Gormsen-Huber 已用财报电话会议提取了大样本、时变的贴现率;叠加货币政策冲击(高频识别)即可检验门槛黏滞如何调节投资对资本成本的敏感度。数据现成,识别策略成熟,最 doable。
提案四:资产可再配置性(redeployability)作为缓冲收益的调节变量。 【经济故事】论文已发现缓冲的议价收益在「不易再配置」的资产上最强。能否把它做成一个连续的横截面检验:用资产可再配置性指数,看缓冲—溢价、缓冲—CAR 的关系如何随之单调变化?这能把「门槛=议价工具」的机制钉得更死。 【可行性】高。可再配置性指数(如 Kim & Kung 风格)可从 Compustat/BEA 投入产出表构造,并购样本和门槛数据本文已有,属于在现成框架内加一层交互项,doable。
我的判断
这篇论文最漂亮的地方,是用一个「区分项目评估与项目开发」的小切口,把一个被诟病三十年的「行为异象」翻译成了一个理性的、可创造价值的承诺策略。它没有去和已有的十几种解释抢地盘,而是退一步说「无论你为什么抬高门槛,抬高本身在谈判桌上有回报」——这种谦逊反而让它的贡献更稳健、覆盖面更广。三套证据(黏滞、ROIC 聚集、并购议价)相互独立又彼此印证,尤其是「合并 CAR 与缓冲无关」这条反证,是把「议价」从「选好标的」里干净剥离的关键一笔。
对识别,我有两点保留。其一,ROIC 是公司层面所有项目的加总,用它来论证项目级的「贴着门槛聚集」,中间隔着一道不小的加总鸿沟,聚集形状也可能掺入会计平滑或盈余管理——这部分的证据是 suggestive 的,而非决定性的。其二,并购里门槛缓冲与溢价、CAR 的关系都建立在「公平意见书贴现率可靠度量收购方门槛」这一前提上;虽有 Dessaint 等 (2021) 背书,但这个度量本身可能与交易特征内生(比如难谈的标的会让收购方在意见书里报更高的贴现率),需要更强的外生变异来彻底打消顾虑。
后续我最想看到的,是项目级或交易级的成本数据:如果能直接看到「用了高门槛的公司,确实在投入成本(买地、设备采购价、并购对价的成本端)上砍得更狠」,那么这条从门槛到议价到成本的链条就被完整地焊死了。在那之前,这篇论文已经足够说服我重新看待办公桌上那条「神圣」的门槛线——它也许不是财务部门的固执,而是一件被精心绑紧、专门拿到谈判桌上用的武器。
参考文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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