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只苍蝇，如何在三百年后掐住了非洲人的钱包

1 一个老问题，和一个被忽略的答案

为什么有的地方金融体系发达，有的地方却长期「钱借不出、款贷不进」？

这是金融学里最古老、也最迷人的问题之一。金融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早已被反复确认（Levine, 1997 的综述是绕不开的起点），于是真正的悬念落在了「为什么」上：是什么决定了一国、一地金融发展的高低？

过去三十年，经济学家给出过几条互不相让的答案。La Porta 等人（1997, 1998）把矛头指向法律制度（legal institutions）——普通法系国家更能保护投资者，于是金融更发达。Stulz 和 Williamson（2003）则反驳说，撇开法律不谈，一国的文化（culture）本身就有很强的预测力。而真正把「疫病」推上前台的，是 Beck、Demirgüç-Kunt 和 Levine（2003）那篇影响深远的工作：他们发现，几百年前殖民者面对的疾病环境，深刻影响了殖民策略——在那些欧洲人难以定居的、疫病肆虐的地方，殖民者懒得建立保护产权的制度，只想着「榨干就走」，于是留下了一套攫取型制度（extractive institutions）；而在适合定居的「新欧洲」，他们才认真搭建起利于金融发展的产权与合约执行体系。

Beck 等人的故事很漂亮，但它把疫病的影响完全锁死在了「正式制度」这一条管道里：疫病 → 殖民策略 → 制度 → 金融。

于是一个自然的问题浮了出来：疫病难道就只能通过制度来影响金融吗？它能不能绕过制度，直接改写一个社会的「文化」——比如人与人之间的信任——再由文化去塑造金融？

这正是 An、Hou 和 Lin 这篇文章想钉死的一颗钉子。

2 一只苍蝇，为什么是个好实验

要回答上面的问题，你需要一个「疫病」的冲击，而且这个冲击最好满足两个苛刻的条件：它在地理上要有足够细的变化（这样才能控制住国家层面的制度），又要能干净地从「热带气候」「农业条件」这些老牌混杂因素里剥离出来。

作者找到的答案，是一只苍蝇——采采蝇。

它好在哪？故事要从 Alsan（2015）那篇开创性的工作讲起。采采蝇传播一种寄生虫，对人引发昏睡病（sleeping sickness）、对牲畜引发那加那病（nagana），后者尤其致命。结果是：在采采蝇肆虐的地区，驯化牲畜几乎无法存活。

这件事看似只是个兽医学问题，却在历史长河里掀起了滔天巨浪。没有牲畜，意味着没有粪肥、没有畜力，于是无法发展精耕农业（intensive agriculture），只能退回到刀耕火种、狩猎采集式的迁移农业（shifting agriculture）。而文献早已指出，这种粗放的生存方式只能养活精耕条件下五分之一的人口。人口于是被迫拆分成一个个小部落，族群高度碎片化，人与人之间为了争夺稀缺资源而长期竞争、冲突。

接着，一个自然的问题是：这种由苍蝇逼出来的生存策略，会在「文化」上留下什么样的疤？作者论证它至少改写了三件事，而且每一件都精准地戳在现代金融的命门上：

• 信任崩塌。 在一个随时可能因资源短缺而进一步分裂的碎片化社会里，人与人之间很难建立信任。而信任，恰恰是几乎一切金融合约的底层基础（Arrow, 1972；Guiso, Sapienza & Zingales, 2004, 2008）。
• 不愿分享信息。 在采采蝇肆虐的地方，把粮食和水源的信息藏起来，能提高自己的生存概率。久而久之，这种「藏」的习惯阻碍了信息共享制度的形成——而信息共享（比如征信）正是缓解信贷市场逆向选择的关键（Pagano & Jappelli, 1993；Djankov et al., 2007）。
• 抗拒新技术。 既然精耕农业的工具（犁、挽具）和运输技术（四轮马车、道路）都用不上，人们便习惯性地拒绝采纳新技术。这种「文化惯性」一直延续到今天，让人们不愿拥抱金融科技（Fintech）。

3 识别策略：怎样证明「是苍蝇，而不是天气」

这篇文章最见功力的地方，不在于讲了一个动人的故事，而在于它如何堵死所有「其实是别的东西在起作用」的退路。

研究者用的核心变量是 Alsan（2015）构造的采采蝇适宜度指数（TseTse Suitability Index, TSI）。它不是简单地数有多少只苍蝇，而是基于实验室里测出的采采蝇出生率、死亡率与温度、湿度的函数关系，结合网格化气候数据，模拟出每个族群聚居地的苍蝇「稳态种群」，再取其标准化的 Z 值。数字越高，代表前殖民时代该地的疫病越严重。

但一个聪明的读者立刻会反问：温度高、湿度大、热带气候——这些本身就可能既适合苍蝇、又拖累经济发展。你怎么知道 TSI 量的是苍蝇，而不是热带气候这个老对手？（关于热带气候长期困扰疫病经济学研究这一点，作者引了 Gallup & Sachs, 2001。）

作者祭出了三招，招招都冲着这个软肋去：

第一招，跨洲安慰剂检验。 采采蝇只生活在非洲。所以作者把企业层面的回归原封不动搬到南北回归线之间、非洲以外的地区（美洲、亚太）去跑。逻辑很干脆：如果 TSI 量的只是「热带气候 + 农业适宜度」这种到处都有的东西，那它在非洲之外也该有预测力；可如果 TSI 量的是苍蝇本身，那它在没有苍蝇的地方就该彻底失灵。结果支持后者——TSI 在非洲之外，与企业融资没有任何统计上有意义的关系。

第二招，温度扰动安慰剂。 采采蝇的存活依赖一组非单调的温度要求（non-monotonic temperature requirements）——太冷太热都不行。作者抓住这一点，把 TSI 公式里的温度输入做一个「量上微小、但生理上关键」的扰动，造出 Perturb TSI shift left 和 Perturb TSI shift right 两个伪指标。如果 TSI 真的只是个温度的代理，那把温度挪一点点不该改变它的预测力；可如果 TSI 精准刻画的是苍蝇，那这两个被扭曲的指标就该失去预测力。结果同样支持后者。

第三招，行业外部融资依赖度。 这是最优雅的一招。作者借用 Rajan & Zingales（1998）和 Fisman & Love（2003）的思路：如果苍蝇真的是通过信任、信息、技术这些渠道在卡企业融资，那这种伤害就该对越依赖外部融资的行业越明显。检验 TSI 与行业外部融资依赖度的交互项，让作者得以塞进族群聚居地固定效应（ethnic location fixed effects），从而把该地一切不随时间变化的混杂因素（殖民遗产、地理、气候、文化）一笔抹掉。结果与预测一致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他们还专门回应了 Lowes & Montero（2021）提出的一条竞争性机制：法国殖民者曾在中非搞过大规模医疗运动，用含砷的 atoxyl 给人强行注射（甚至持枪逼迫），药效差、副作用大（致盲、致死），这段经历可能让非洲人此后排斥医疗技术、进而排斥一切新技术。这会动摇作者「文化经由农业传导」的解释。作者的回应有两层：其一，这些医疗运动只覆盖了喀麦隆和原法属赤道非洲，而 TSI 在这些地区本就没多少变化；其二，Lowes & Montero 自己也没找到证据说这段经历让人普遍排斥外国技术。

4 数据

作者把多套数据缝在了一起，覆盖国家、企业、家庭三个层级。前殖民时代的疫病强度来自 Alsan（2015）的 TSI；要把企业和家庭对应到苍蝇分布，则靠 Murdock（1967）的非洲族群地图——用世界银行企业调查里调查簇的中心点，匹配到对应的族群聚居地。

金融发展指标五花八门：国家层面用 Private credit to GDP（私人信贷占 GDP 比重）和 Deposit to GDP（存款占 GDP 比重），都取 2006–2014 年的均值；企业层面用世界银行企业调查（2019）衡量企业能否拿到银行和外部融资；家庭层面则用全球金融普惠数据库（2014）和 FinScope（2016），看家庭是否借贷、是否使用信用卡、按揭等金融服务。气候数据来自 NOAA 的 20 世纪再分析数据集（20CRv2），用的是 1871 年的温湿度。

样本里的变化相当可观。与 Alsan（2015）的 44 国相比，作者在并入控制变量后保留了 30 个国家层面观测。TSI 在族群聚居地层面从 −2.14 到 1.50，在国家层面从 −2.22 到 1.37，两者的标准差分别为 0.99 和 0.83。而被解释变量这一头，Private credit to GDP 从 4.31% 一直拉到 144.62%，样本均值 22.61%、标准差 27.23%——非洲内部金融发展之悬殊，由此可见一斑。

Table 1

5 主要结果：苍蝇越多，钱越少

把这条故事线一路推到底，结论清晰得近乎残酷：前殖民时代采采蝇越猖獗的地方，今天的金融越不发达。

在国家层面，TSI 越高的国家，今天的私人信贷占 GDP 比重和存款占 GDP 比重都越低。下面这两张图把这种负相关画得一目了然——横轴是采采蝇适宜度，纵轴分别是私人信贷与存款占 GDP 的比重，斜率明明白白地向下走。

Figure 4: TseTse suitability index (TSI) and private credit to gross domestic

Figure 5: TseTse suitability index (TSI) and deposit to gross domestic prod-

把镜头拉近到次国家层面，画面同样统一：在苍蝇肆虐的地区，企业拿到的银行融资和外部融资更少，家庭也更不愿、更难从金融体系借钱或使用信用卡、按揭等服务。更关键的是，这些结果大多是在控制了国家与年份固定效应、以及一大串家庭/企业层面协变量之后得到的；在企业层面的若干设定里，作者还进一步加上了行业固定效应和族群聚居地固定效应。换句话说，他们已经尽其所能地把「这无非是国家间制度差异/族群间地理差异」的解释挤了出去。

6 三条渠道：把「文化」一一坐实

讲到这里，悬念其实还剩最后一层：就算苍蝇和金融发展负相关，凭什么说中间的桥是「文化」，而不是又绕回了 Beck 等人的「制度」？

于是文章最关键的一步出现了——作者没有停在「相关」上，而是逐一去量那三条文化渠道本身：

• 信任。 在采采蝇更猖獗的地方，人们对他人、尤其对金融机构的信任水平更低；银行对企业的信任也更弱。这一组检验用的是涵盖人际信任、对金融与政府机构信任、银行对企业信任的一整套指标（数据来自 Afrobarometer 和世界价值观调查 WVS）。
• 信息共享。 作者用私人征信局覆盖率（private credit bureau coverage，占成年人口的比例）来度量信息共享制度的质量。结果：苍蝇越多，征信覆盖越低。
• 技术采纳。 在苍蝇肆虐的地方，人们更不愿意学习新技术来打理自己的财务，对金融科技的态度也更消极。

三条渠道，一一被数据点亮。这才是这篇文章真正的「反转」与落点：疫病塑造金融，不一定要经过殖民者和正式制度这条大路；它完全可以沿着信任、信息、技术这三条「文化」的小径，悄无声息地一路渗到今天的信贷市场里。

7 文献脉络

把这篇文章放回它所在的学术河流里，它的位置就格外清楚了。

最上游，是信任与金融的根脉：Arrow（1972）早就点明信任是几乎一切经济交易的成分，Guiso、Sapienza 和 Zingales（2004, 2008）则把「社会资本（social capital）」正式写进了金融发展的方程。与此平行的另一条支流，是信息共享与信贷：Pagano 和 Jappelli（1993）奠定了信息共享缓解信贷市场摩擦的理论基础。

中游，是「制度决定金融」的大辩论：La Porta 等（1998）的法律起源说，与 Beck、Demirgüç-Kunt 和 Levine（2003）的疾病—制度说，把疫病第一次推到了金融发展的解释框架里——但牢牢锁在「正式制度」这一条管道。

再往下，是「历史与文化的持久性」这一脉的兴起：Nunn 和 Wantchekon（2011）证明非洲奴隶贸易在后世种下了不信任的种子，Alsan（2015）则把采采蝇打造成了研究非洲长期发展的利器。An、Hou 和 Lin（2022）正好站在这两条支流的汇合处：他们借 Alsan 的苍蝇做工具，沿 Nunn-Wantchekon 的「文化持久性」做机制，最终给 Beck 等人的「制度渠道」补上了一条「文化渠道」——这也是它对历史与金融这一新兴文献（D'Acunto, 2017 的综述）最实在的贡献。

8 评论与延伸（Q&A + 研究方向）

(a) 几个可能的疑问

Q：这篇和 Beck et al. (2003) 到底有什么不一样？不会只是「换了个疫病」吧？

不是。Beck 等人讲的是疫病 → 殖民策略 → 正式制度 → 金融，机制锁死在制度上；本文则论证疫病可以绕过制度，直接经由信任、信息共享、技术采纳这些文化变量传导，而且把这三条渠道各自用数据点亮了。两者互补，合起来才是更完整的「疫病—金融」图景。

Q：跨洲安慰剂检验真的干净吗？非洲和美洲、亚太在太多维度上都不一样。

这正是它的巧妙之处：检验不需要两地「除苍蝇外完全可比」，只需要论证「如果 TSI 量的是热带气候/农业适宜度这种到处都有的东西，它在非洲之外也该有预测力」。结果 TSI 在洲外失灵，最自然的解释就是它量的是只存在于非洲的苍蝇。当然，这依赖于「除苍蝇外，TSI 不系统性地关联洲外金融」的假设，温度扰动安慰剂是对同一隐忧的第二道保险。

Q：TSI 是几百年前的疫病强度，可金融发展是 2006–2014 年的，中间隔了那么久，凭什么相信因果能传这么远？

这恰恰是「文化持久性」文献的核心主张（Nunn & Wantchekon, 2011；Giuliano & Nunn, 2020）：信任、分享、技术态度这类文化规范代际相传，极其顽固。本文行业外部融资依赖度那一招（带族群聚居地固定效应）进一步表明，这种长期效应在「最该被它伤到」的行业里确实更强，间接支持了机制的真实性。

Q：会不会是「穷 → 没钱搞金融 → 也没钱防疫」的反向因果？

作者认为基本不用担心：解释变量刻画的是前殖民时代的苍蝇适宜度，由实验室温湿度参数和历史气候数据算出，今天的金融状况无法回溯改写它。真正的威胁是遗漏变量，而非反向因果。

Q：30 个国家层面观测，是不是太少了？

国家层面确实样本小，所以作者把主战场放在了企业和家庭层面——那里有成千上万的微观观测，还能塞进国家、行业、族群聚居地等多重固定效应。国家层面的两张图更像是「先看个大势」，真正承担识别重任的是微观回归。

Q：私人征信局覆盖率，真能代表「愿不愿意分享信息」这种文化吗？

它是一个结果变量，不是态度本身——征信覆盖低，可能是制度供给不足，也可能是文化上不愿共享。作者的论证是把它和信任指标、技术态度指标摆在一起，三条渠道方向一致，才让「文化」这个共同的上游解释更可信；单看任何一条都难下定论。

(b) 几个可能的研究问题与提案

1. 把这套「文化渠道」搬到公司债/信用市场。 【经济故事】本文的结局变量主要是银行信贷与家庭金融服务。但信任与信息共享对债券市场——尤其是发行成本、信用利差、违约后回收率——的影响可能更直接：低信任环境里，债权人之间的协调成本更高。 【可行性】中。新兴市场公司债数据稀薄，非洲尤甚；可考虑用跨国信用利差数据 + Country_TSI 做国家层面相关性，但样本量仍是硬约束，识别难做到微观那么干净。

2. 信任 × 外资持有人：苍蝇会不会也劝退了外国投资者？ 【经济故事】如果历史疫病压低了本地信任，那么外资在当地的持有意愿会不会同样被压低？信任既是本地金融的基础，也可能是跨境资本的隐性门槛。 【可行性】中。可把国家层面的外资组合持有（如 CPIS 数据）与 Country_TSI 关联；难点在于把「信任」从一国整体制度质量里干净地剥出来，需要本文那种洲外安慰剂式的设计来辅助。

3. Fintech 是「解药」还是会被同一种文化排斥掉？ 【经济故事】本文说苍蝇地区抗拒采纳 Fintech；但 Fintech 又恰恰能用数字足迹绕过信任与信息缺失（An & Rau, 2021；Berg et al., 2020）。那么在历史高 TSI 地区，移动支付/数字信贷的渗透速度究竟是更慢（被文化拖住）还是更快（因为传统金融太弱、需求被压抑）？ 【可行性】高。移动货币（mobile money）的国家—年度渗透数据可得，与 TSI 做差分或事件研究都现实，是本文最容易延伸的一个方向。

4. 把家庭层面的「信任」做成首因，验证完整的中介链。 【经济故事】本文分别证明了 TSI → 金融发展、TSI → 信任，但严格的中介分析（mediation）——信任到底解释了多少 TSI 对融资的效应——尚未量化。 【可行性】中。Afrobarometer/WVS 提供个体层面信任，可在控制 TSI 的前提下做中介分解；难点是中介分析对「无其他遗漏中介」假设极其敏感，结论需谨慎措辞。

5. 同一套逻辑，换一个疫病冲击做外部效度检验。 【经济故事】采采蝇是非洲特有的；若能在另一个大陆找到一个同样「外生于人类选择、又长期改写生计方式」的疫病/虫媒冲击（如疟疾稳定性指数，Kiszewski et al., 2004），就能检验「疫病 → 文化 → 金融」是否是普适规律，而非非洲一隅的特例。 【可行性】中。疟疾稳定性指数等数据现成，但疟疾与气候、收入的纠缠比采采蝇更深，要复刻本文那种干净的洲内识别会更吃力。

9 我的判断

这篇文章最大的贡献，是把「疫病塑造金融」从一条单行道（制度）扩成了一张路网（制度 + 信任 + 信息 + 技术），并且没有停在讲故事，而是把三条文化渠道逐一拿数据点亮。采采蝇这个工具的妙处——只存在于非洲、温度要求非单调——让它能同时祭出跨洲安慰剂和温度扰动两道防线，这是绝大多数历史—金融研究求之不得的识别奢侈品。再加上行业外部融资依赖度那一招把族群聚居地固定效应塞了进去，整套识别策略堪称教科书级别。

要说担忧，我有两点。其一，机制识别终究是「分别成立」而非「严格中介」：作者证明了 TSI 同时压低融资、压低信任、压低征信、压低技术采纳，但「信任究竟承担了多大份额」并没有被定量分解出来，三条渠道之间的相对权重仍是开放问题。其二，国家层面 30 个观测的统计功效有限，那两张漂亮的散点图更多是「定性的大势」，真正的重量压在微观回归上——读者应当把信心更多放在企业/家庭层面的结果，而非跨国相关。

我接下来最想看到的，是有人把这套逻辑搬进信用市场与跨境资本：如果历史信任真的能传三百年，那它该在今天的信用利差、违约回收、乃至外资持有结构里留下指纹。而 Fintech 究竟是这条诅咒的解药、还是会被同一种文化一并排斥——这个问题，恐怕比苍蝇本身更关乎当下。

参考文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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