股票涨了,他们为什么更想交易?——46 国市场里的一条「追涨」暗线
本文读的是 Griffin, Nardari & Stulz (2007,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):在 46 个国家的周度数据里,市场过去的收益越好,随后的换手率就越高——一个 1 个标准差的收益冲击,平均会在 10 周后把换手率推高 0.46 个标准差;而且这条「追涨」关系在发展中市场、禁止卖空的市场、腐败程度高的市场里都明显更强。
1 一个被问烂、却始终没答好的问题
先抛一个看似平淡的问题:当市场最近涨得不错,投资者会不会交易得更勤?
你可能觉得这还用问吗——涨了大家自然兴奋,成交量上去是常识。但金融学里有一件尴尬的事:成交量(trading volume)几乎是所有市场变量里我们「理论上」最说不清楚的一个。Gallant, Rossi & Tauchen (1992) 当年就抱怨过,价格—成交量关系的实证文献「非常依赖数据、却几乎没有严谨的均衡模型来指引」(p. 201)。本文三位作者干脆承认:直到他们写作的那一天,这句话依然成立。
更要命的是,过去的研究各说各话。Karpoff (1987) 的经典综述告诉我们,收益的绝对值和成交量正相关——无论涨跌,只要动得大,量就大,因为大幅波动意味着有大量信息到达。这一条早已板上钉钉。但本文关心的根本不是这个。它问的是一个带方向的问题:
投资者会不会在上涨之后交易得更多、在下跌之后交易得更少?
这是两回事。前者是「波动带来成交」,后者是「过去的收益符号带来成交」。把这两件事混在一起,是过去文献吵了几十年也没收敛的根源之一。Hiemstra & Jones (1994) 发现日度收益能 Granger 引起 NYSE 成交量;Statman, Thorley & Vorkink (2006) 用 1962–2001 的月度数据说「全市场成交量与过去的市场收益冲击正相关」。可 Chordia, Roll & Subrahmanyam (2001) 偏偏用 1988–1998 的美国日度数据发现,负的过去收益反而和美元成交量正相关,正收益却几乎没有作用。Tse (1991) 看日本、Saatcioglu & Starks (1998) 看六个拉美市场,结论是「收益根本带不动成交量」。
一地鸡毛。于是一个自然的问题是:会不会这条关系本身就是时变的、跨国不同的,所以谁抓住一段样本就得到一个结论?这正是本文的切入点——它不去争论某一个国家的某一段历史,而是把 46 个国家摆到同一张桌子上,问两件事:第一,这条「追涨」关系到底普不普遍?第二,它在哪些国家更强、哪些更弱,而这种横截面差异又能告诉我们投资者究竟为什么追涨?
2 理论:八种「追涨」的故事,指向同一组国家特征
本文有意思的地方在于,它不先动数据,而是先把文献里所有能解释「成交量正向跟随过去收益」的理论一字排开,逐个问:如果这个故事是真的,那么这条关系应该在什么样的国家里更强?
这一步是整篇文章的「枢纽」,因为后面所有的跨国回归,本质上都是在替这些理论做体检。我把作者梳理的逻辑压成一条线:
- 有信息的投资者 + 卖空成本。Diamond & Verrecchia (1987) 指出,当卖空被禁止或更昂贵时,坏消息进入价格的速度更慢——因为知情者拿到利空时不能(或不愿)做空,于是坏消息来时成交反而稀少。推论:在越不透明、卖空越贵的经济体里,这条关系越强。
- 无信息的趋势追随者。Brennan & Cao (1997) 建模了信息上处于劣势的外国投资者:他们拿到信息比本地人晚,于是只能把过去的价格当作信号,理性地变成趋势追随者。推论:市场效率越低、信息进价格越慢,这条关系越强。(关于外资作为「后知后觉者」这一点,可参见《外资来了,全球新闻就传得更快吗?》。)
- 流动性效应。Bernardo & Welch (2004) 里,股价下跌时做市商更怕未来的流动性冲击、变得更惜售,于是下跌后提供的流动性减少、成交萎缩。推论:金融中介越不发达的国家越明显。
- 参与成本。Allen & Gale (1994)、Orosel (1998):股价涨了,原本观望的人上调了「入市划算」的估计,于是上涨后参与增加、成交上升。
- 过度自信。Daniel, Hirshleifer & Subrahmanyam (1998)、Gervais & Odean (2001):赚过钱的人会更自信、交易更多。推论:在个股相关性高的国家更强(大家一起赚、一起膨胀自信),且对个人投资者更重要。
- 处置效应(disposition effect)。Shefrin & Statman (1985):投资者急于在上涨后锁定盈利、却不愿在下跌后割肉,于是成交跟着收益走。推论:个人投资者越重要、个股相关性越高的国家越强。
- 动量交易。DeLong et al. (1990)、Hong & Stein (1999):正反馈交易者涨了买、跌了卖;若不能卖空,他们就只能在涨市里卖手中的票,于是在上涨市场更活跃。
把这七八个故事并到一起,你会发现它们虽然机制各异,却惊人地指向同一组国家特征:卖空限制、市场不透明/低效率、个股高相关、个人(相对机构、外资)投资者占主导、金融中介不发达。这就是本文 Table 3 的作用——它把每个理论的可检验含义整理成一张对照表,让后面的横截面回归有的放矢。

Table 3: summarizes the empirical implications of the various theoretical
注意这里的巧妙:作者并不指望从数据里「证明」某一个理论对。理论之间高度重叠,单靠成交量数据无法把它们干净地分开。作者的策略是反过来用——先看数据里这条关系在哪些国家强,再回头看是哪几类国家特征在驱动,从而排除一部分理论、为另一部分理论加分。
3 识别:一个三变量 VAR,和它的脉冲响应
这篇论文没有一个可直接估计的结构化理论模型(作者自己反复强调文献里没有这样的模型)。它的「识别」靠的是一个把收益、波动率、换手率放在一起的向量自回归 (vector autoregression, VAR),外加脉冲响应分析。
为什么非要 VAR?因为「收益→成交量」这条关系最大的混淆项,是波动率。波动率既和收益相关(跌的时候往往更波动),又和成交量相关(Karpoff 那条铁律)。如果不把波动率控制住,你看到的「涨后成交多」可能只是「波动大时成交多」的伪装。所以作者对每个国家估计一个三变量系统,把市场收益 \(R_t\)、市场波动率 \(V_t\)、换手率 \(T_t\) 放进同一个向量 \(y_t=(R_t,V_t,T_t)'\):
$$ y_t = c + \sum_{i=1}^{p} A_i\, y_{t-i} + \varepsilon_t $$
这里 \(A_i\) 是 \(3\times 3\) 的系数矩阵,\(\varepsilon_t\) 是同期可能相关的残差向量。换手率(turnover,即成交金额除以市值)在进入系统前先做了去趋势处理(detrended log turnover),以免长期上升的成交趋势污染结果。
波动率本身怎么量?这是细节里见功夫的地方。作者并不只用一种度量,而是用了一整套:EGARCH 滤波(Nelson 1991)、平方残差、以及基于最高/最低价的区间度量(Garman & Klass 1980;Alizadeh, Brandt & Diebold 2002)。结论是稳健的——而且控制了波动率之后,收益→成交量的关系反而更强了,说明它不是波动率的影子。
有了 VAR,怎么读出「涨之后成交怎么变」?答案是脉冲响应(impulse response):给收益一个一次性的正向冲击,追踪未来若干周里换手率的累积反应。因为系统里残差同期相关,作者用的是不依赖变量排序的广义脉冲响应(generalized impulse response,Pesaran & Shin 1998;Koop, Pesaran & Potter 1996),避免了 Cholesky 分解里「谁先谁后」的任意性。
到这里,方法的全部张力可以浓缩成一句话:把波动率这个最大的捣乱者关进同一个笼子,再看收益的纯方向冲击能把成交量推多远。
4 数据
- 来源:Datastream International。每个国家取周度(周三收盘到周三收盘)的市场收益、总成交金额、总市值,全部以本币计价。
- 样本:46 个国家,主样本为 1993 年 1 月 2 日至 2003 年 6 月 30 日,约 10.5 年周度数据。多数国家有至少 10 年周度观测。
- 分组:26 个高收入市场(Panel A)+ 20 个发展中市场(Panel B)。
- 关键变量:换手率 = 成交金额 / 市值;并构造去趋势对数换手率。
Table 1 的描述统计里已经埋着伏笔。看「Lead–lag correlations」那几列:发展中市场里,滞后换手率与当期收益(\(T_{t-1},R_t\))的相关、以及当期换手率与收益的相关,普遍比高收入市场更显眼——比如土耳其、韩国、泰国、波兰这些市场,\(T_t,R_t\) 的相关动辄 0.3 上下,而很多高收入国家这一列几乎是噪声。这张表还没做任何回归,跨国差异的轮廓就已经浮出来了。

Table 1: presents summary statistics for weekly returns, EGARCH
5 主要结果:一条普遍、却分布极不均匀的「追涨」线
第一,这条关系是真的,而且经济意义不小。 在三变量 VAR 的脉冲响应里,一个正向收益冲击在 10 周后显著提高了 24 个国家的成交量,而显著降低成交量的国家是 0 个。量级上,1 个标准差的收益冲击平均推高换手率 0.46 个标准差——这不是统计显著但经济上可忽略的那种「噪声里的信号」,而是实打实的大效应。更关键的是,作者通过脉冲响应发现:前人盯着看的那个同期正相关(收益和成交量当周一起动),在经济重要性上被收益与过去成交量之间这条更强的滞后关系「矮化」了。换句话说,真正的故事在时间的「之后」,而不在「同时」。
第二,也是全文最漂亮的一击——这条关系在横截面上分布得极不均匀。 它在发展中市场里明显比高收入市场强;而且对高收入国家来说,它在近年还在减弱。最刺眼的对照是:在 1993–2003 这段样本里,美国和英国的收益—换手率关系接近于零、不显著;可同样是美英,在更早的 1983–1992 这十年里,这条关系却是正且显著的。同一个国家,换一段历史,符号和显著性就翻篇——这恰恰解释了为什么过去的文献会打成一团乱仗:大家其实在不同的「时空格子」里各看到了真相的一角。
第三,卖空限制是最干净的那条分界线。 在不允许卖空的国家里,收益冲击 5 周后让成交量显著为正的,有 16/21;而在允许卖空的国家里,只有 8/25。这个对比几乎是教科书级的:卖空被堵住时,坏消息无法通过做空表达,下跌后成交自然萎缩,于是「涨多跌少」的不对称就被放大。单变量回归进一步显示,这条关系在卖空被禁、腐败更高、机构投资者占比更低、股市越不发达的国家更强。
第四,效率与 \(R^2\) 的线索。 Morck, Yeung & Yu (2000) 提出,一个市场越无效率,个股就越「同涨同跌」,市场模型回归的平均 \(R^2\) 就越高。本文发现,平均 \(R^2\) 与收益—成交量关系的强度强正相关——越像「一锅端」的市场,追涨越凶。但作者很诚实地补了一刀:市场的波动率和它与世界市场的相关性,本身就解释了 \(R^2\) 的很大一部分,所以 \(R^2\) 在横截面回归里到底扮演什么角色,并不好干净地解读。
第五,谁在追涨? 在 7 个能区分外国投资者交易的国家里,这条关系对外资更弱。外资多为机构,这与「关系对个人投资者更强」的判断一致,也和过度自信、处置效应这些个人投资者色彩浓的故事对得上。(顺带一提,「换手率」本身有多大一部分只是被动的再平衡、而非主动的追涨,是另一个值得追问的问题,可参见《翻看换手率》。)
把这五点串起来,本文真正钉死的核心是:收益—成交量关系不是一条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常数,而是一面镜子,照出的是一个市场的卖空制度、信息效率、投资者构成和透明度。 哪里制度越「粗糙」、信息越慢、个人越多,哪里的人就越爱追涨。
6 文献脉络
这条研究线的源头,是把「价格」和「成交量」放在一起看的传统。最早把成交量和收益绝对值的正相关确立为「程式化事实」的,是 Karpoff (1987) 的综述;Gallant, Rossi & Tauchen (1992) 用 1928–1987 的日度数据再次确认了大波动后放量,但他们坦言分不清正向大波动和负向大波动谁带来的放量更多——方向问题,自此悬而未决。
接着,理论这边各自生长出对「方向」的预测:Shefrin & Statman (1985) 的处置效应、Diamond & Verrecchia (1987) 的卖空约束与坏消息慢扩散、Brennan & Cao (1997) 的外资趋势追随、以及 Odean、Gervais 一脉的过度自信。它们都暗示成交量会正向跟随过去收益,但谁也没给出一个能直接拿去估计的全市场模型。
然后,实证这边在不同样本上得出了彼此冲突的结论——Chordia, Roll & Subrahmanyam (2001) 的美国日度、Statman, Thorley & Vorkink (2006) 的美国月度、Tse (1991) 的日本、Saatcioglu & Starks (1998) 的拉美——拼图始终对不上。Morck, Yeung & Yu (2000) 则从另一条路提供了「无效率市场更同步、\(R^2\) 更高」的诊断工具。
本文的位置,是把上面这两条线第一次系统地缝在一起:用 46 国的跨国横截面,既证明这条关系普遍存在,又用国家特征的差异去裁决那些彼此重叠的理论。它没有给出新模型,但它把「为什么文献吵不出结果」这件事本身解释清楚了——因为答案从来就不是一个数,而是一个分布。
7 评论与延伸(Q&A + 研究方向)
(a) 几个可能的疑问
Q:这跟「成交量与收益绝对值正相关」那条老结论,区别到底在哪?
区别在方向。老结论说的是「动得大就放量」,涨跌对称;本文说的是「涨之后放量、跌之后缩量」,是带符号的不对称关系。作者特意在 VAR 里控制了波动率(也就是控制了「动得大」这一项),结果关系反而更强,正是为了把这两件事切开。
Q:横截面只有 46 个国家,跨国回归的自由度够吗?会不会是少数几个市场在带节奏?
这是本文识别上最实在的软肋。46 个观测做多元横截面回归,统计功效有限,而且国家层面的制度变量彼此高度相关(卖空、腐败、效率、发展程度往往捆在一起),很难干净地分离出「哪一个」在起作用。作者也因此主要做单变量回归、并用「显著国家计数」这种稳健但粗糙的方式呈现,而非押注在某个精确系数上。
Q:VAR 里把收益、波动率、换手率放在一起,会不会反过来是成交量在推动收益?
有可能,而且文献里确有「成交量领先收益」的模型(如 Hoontrakul, Ryan & Perrakis 2002)。本文用广义脉冲响应追踪的是收益冲击之后换手率的反应,时间次序上把重点放在「收益在前」,但 VAR 终究是相关性框架,无法排除共同的、未观测的驱动因素(比如同时影响两者的情绪或资金流)同期作祟。
Q:为什么美英在 1993–2003 几乎看不到这条关系,更早却有?
这恰恰是作者想讲的核心——关系强度随市场效率上升而衰减。美英在 1980 年代尚不如后来高效、机构化程度也更低,那时个人投资者的处置效应/过度自信、以及信息的慢扩散更能留下痕迹;进入 1990 年代后,效率提高、卖空更顺畅,这条「追涨」线就被磨平了。
Q:\(R^2\) 那条证据到底算不算数?
半算。平均 \(R^2\) 与关系强度确实强正相关,方向上支持「越无效率越追涨」。但作者诚实地指出,\(R^2\) 的大部分又能被波动率和与世界市场的相关性解释掉,所以无法把「无效率」从「高波动」里干净地剥离——这是一处该保留怀疑的地方。
Q:对外资更弱,能直接说明「散户才是追涨主力」吗?
只能说一致、不能说证明。仅 7 个国家有外资交易数据,样本小;而且外资偏机构,「外资弱」既可能因为他们更理性,也可能因为他们的交易动机(跨境配置、汇率对冲)本就和本地散户不同。把它当作支持性证据、而非决定性证据更稳妥。
(b) 几个可能的研究问题与提案
1. 把这套逻辑搬到公司债市场。 【经济故事】公司债天然卖空困难、做市商库存约束强、个人参与少而机构主导——按本文逻辑,这里的「收益→成交」不对称应当由做市商流动性效应而非散户行为驱动,方向可能与股市相反(坏消息后被迫放量甩货)。这能把 Bernardo–Welch 式的流动性故事和行为故事干净地分开。 【可行性】中。数据可用 TRACE 的成交量 + 债券层面收益,识别上可借危机期(如 2008、2020)的外生流动性冲击做事件研究。难点在于债券成交稀疏、零成交多,需要专门的流动性度量。
2. 用卖空制度的「变更」做准自然实验。 【经济故事】本文是横截面对比「允许 vs 禁止卖空」,但制度差异与其他国家特征纠缠。若某国在某时点放开或收紧卖空,可以用双重差分 (difference-in-differences, DiD) 看收益—成交量不对称是否随之改变,直接检验 Diamond–Verrecchia 机制。 【可行性】高。Bris, Goetzmann & Zhu (2006) 已整理过各国卖空制度的时序,2008 金融危机期间多国临时禁空更是现成的冲击源。识别相对干净。
3. 把「外资 vs 本地」做成持有人层面的追涨度量。 【经济故事】本文只在 7 国、且只在「是否外资」这一粗粒度上比较。若能拿到投资者类型层面的逐笔或逐日净买入,可以直接量出不同类型持有人各自的追涨弹性,检验「散户处置效应 vs 外资趋势追随」谁更强。 【可行性】中。需要类似台湾、韩国那种按投资者类型披露的交易数据,覆盖国家有限,但在有数据的市场里识别非常直接。
4. 重估近二十年后的「衰减」。 【经济故事】本文样本止于 2003,且预言效率上升会磨平这条关系。2003 年后高频交易、被动投资、散户 App 化(疫情后的散户潮)同时发生——追涨到底是继续衰减,还是被新一代散户重新点燃? 【可行性】高。Datastream/Refinitiv 的周度数据可直接延展样本,复制其 VAR;难点在于成交量结构(被动、做市)已大变,需重新界定「主动追涨」的成交。
5. 把 \(R^2\) 之外的「无效率」尺子换一把。 【经济故事】作者承认 \(R^2\) 难解读。若改用价格延迟(price delay,Hou & Moskowitz 2005)或信息效率的直接度量(Griffin, Kelly & Nardari 2006)作横截面解释变量,能更干净地检验「越无效率越追涨」。 【可行性】中。度量现成,但仍受制于 46 国的小横截面自由度问题。
参考文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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